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2)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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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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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被称为当代英国文学的“移民三雄”，可见，在这一标签下，地缘政治、文化边界、文学风格等都被降一格，而以书写语言“英语”作为最大公约数。如果说，英语世界的“共和联邦文学”常围绕“宗主国”/殖民地的身份冲突、文化对抗为书写主题的话，那么，汉语/华文世界的“大同”文学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我们知道，目前学界所谈论的“华文文学”，是指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国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譬如南洋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泰国以及欧美各国的华文创作，都可纳入“华文文学”的版图之中，华文文学发源中国文学，又有别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保持着联动、对话甚至拮抗的张力。

前文述及的汉学家马汉茂，1967年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但他当时却连汉语都讲不好，直到游学台湾，结识了当地的华语作家和文人，才算真正融入汉语文学圈，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二十年后与马汉茂共同主持“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会议的刘绍铭，是1960年代台湾《现代文学》的核心编辑之一。这种跨国的文学合作，预示着华文文学天然具有的流通性和全球化，效仿詹姆逊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跨国大同主义时代的华文文学”。

追溯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起源，台湾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重镇。1960年春，当时就读于台大外文系的白先勇呼朋唤友，和欧阳子、李欧梵、王文兴、刘绍铭等十二位同仁共同编辑《现代文学》，掀开了台湾文学崭新的一页。1962年，白先勇在经历了丧母之痛后，飞抵美国，落脚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此时，这位台湾“现代文学”的干将，才真正开启了自己的海外文学生涯。读者所津津乐道的《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名篇，皆在这一时期孕育，刊于《现代文学》，而后结集为“台北人”系列；与此同时，身居美国的白先勇又陆陆续续创作了以《谪仙记》等为代表的“纽约客”系列，聚焦的是流落海外的华人身世和遭遇。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融古典叙事和现代主义为一炉，技法高超，语言典雅，文学史家夏志清曾言：“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夏志清甚至断言：“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由是，白先勇的小说和汤婷婷、聂华苓、谭恩美及后辈作家哈金、严歌苓、薛忆沩等的作品一道，撑起了北美华文文学的璀璨画廊。

伟大的作家既创造着自己的“先驱”，也成为别人的先驱，卡夫卡如此，博尔赫斯更是如此。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语文学中，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迁居英伦。他们既是“异乡人”，又凭借其作品，被后来无数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所青睐，成为英国文学中闪耀的明珠。比如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便以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为先驱和致敬对象。托宾以亨利·詹姆斯的英国经历和戏剧创作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大师》，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康拉德之心》（题目戏仿康拉德的名作《黑暗之心》），以纵横捭阖的行文，逐一批驳了奈保尔的《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和非洲小说家阿契贝的《非洲的形象：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种族主义》对前辈作家康拉德的“诋毁”。康拉德就像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说的“远行之人，必有故事可讲”。托宾为其辩护道，“他的小说触及了东方、西方、非洲、南美、马来西亚和英国”，“他是世界的客人，也是全然的全球化先锋派”。

有了英语文学这一谱系作为参照，再反观中国现代文学，我们或许可将华文文学也纳入到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脉络中，将二者进行勾连，便可发现其中错综复杂的渊源和传承。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的“仙台”经历和幻灯片事件，以及后来的弃医从文，放在这一海外华文文学的显微镜下，也便有了鲜明的“发生学”意义。甚至可以说，鲁迅这一代“五四”文人的经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彰显“海外经验”与“中国情结”紧密关联的事件，更不用提更早的康梁等人。此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老舍的海外生涯和《二马》《小坡的生日》等小说的关系，郁达夫长达七年的南洋流亡和《乱离杂诗》等旧体诗的创作，以及共和国成立前后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和香港的姜贵与张爱玲，无不昭示着迁徙、出走及逃亡中的中国（华文）作家——尽管叙述对象各异，政治立场不同——和中国的血脉关系。中国的社会风俗、政治变迁乃至人情伦理，一度成为这些现代文人强烈关注和批判的对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这一流落海外、情系中国的现象称为“感时忧国”或“中国情结”（Obsession with China），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