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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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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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驱、后继者与“中国情结”的发生学

1964年，二十四岁的布罗茨基（1940—1996）被苏联当局以“寄生虫”罪名提起公诉，流放至北方，而后度过了五年的牢狱生活。整整八年后的1972年，这个做过烧炉工、运尸工、地质勘探等十几样工作的苏联“寄生虫”被人塞进一架飞机远离故土，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流亡。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和纳博科夫一样，布罗茨基最后也到了美国，在远离祖国的美利坚开始了全新的文学生涯。纳博科夫以小说和评论见著，更是一名痴迷蝴蝶的博物学家，而布罗茨基则以诗歌闻世。1987年，他因“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和“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前的11月，布罗茨基为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维特兰德基金会（Wheatland Foundation）文学会议提交了演讲稿《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or Acorns Aweigh）。同年12月，本该赴会的他因获诺奖而缺席了这次“流亡者”盛会。隔年初，布罗茨基的演讲稿在《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关于流亡，布罗茨基如此写道：“之后对于一个从事我们这行职业的人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的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就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之前，它已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不管出于迷恋抑或责任，对布罗茨基而言，流亡首先是和母语之间的割裂——就像被推离海岸，在惊天海浪中浮沉的“橡实”；其次，流亡才意味着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等的变迁。“剑”“盾牌”和“密封舱”，这些闪着金属光泽的词汇被加诸语言身上，使得语言和流亡的关系剑拔弩张。在布罗茨基缺席的那次维特兰德会议上，还有来自中欧、南非、以色列、古巴、智利、索马里和土耳其等国家地区的诗人、作家和记者，布罗茨基与他们共同书写了流亡的动人诗篇，可以说，这群不同国籍、语言和身份的文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共同体”。

这样的“流亡者共同体”，不过是“世界文学”中的独特一脉，不管我们以流亡、离散（diaspora）或其他概念称之，背后牵涉的终究还是迁徙、移民、身份及民族认同等问题。无独有偶，世界文学谱系内，还有“华文文学”。这个“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概念很早就被台湾学界意识到，中国大陆则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以“香港—台湾—澳门”为轴心，进而辐射到全世界，方才注意到大陆以外的这一文学现象。1986年，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刘绍铭教授联袂，在德国莱圣斯堡（Reisensburg）举办了“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大会名称，旨在模仿“大英共和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将Commonwealth加以汉化成为“大同世界”。可以说，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华文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此后，“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轮番登台，形成众声喧哗之势。

刘绍铭与马汉茂对“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命名，直接以英国殖民地文学为参照。所谓的“共和联邦文学”，根植于英国海外殖民历史，凡是在殖民地以英语这门帝国共同语言创作的作品，皆可纳入其中。我们所熟知的英国籍印度裔小说家萨尔曼 · 拉什迪（Salman Rushdie）即为一例。拉什迪（也译鲁西迪）以《午夜之子》斩获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在这部巨著中，拉什迪将复调、对位和后现代手法融为一炉，以狂放的想象力书写了一则印度独立的政治寓言。1989年，他的另一部小说《撒旦诗篇》因讽刺伊斯兰教而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通缉令。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下，拉什迪只好隐姓埋名，开始了漫长的“内在逃亡”。直到1998年英国和伊朗恢复外交，拉什迪的危险处境才得以解除。许多年后，拉什迪撰写了英文回忆录《约瑟夫·安东》（Joseph Anton，2012）追忆此事。当时苏桑·桑塔格、马尔克斯等文学名流都曾公开发言怒斥伊朗当局的野蛮行径。拉什迪写到，马尔克斯闻讯向他打来电话，隔着千山万水，两位大作家夹以法语和英语，磕磕碰碰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越洋通话。这部回忆录之所以命名为“约瑟夫·安东”，则源自他所崇敬的两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契诃夫；此外，今年刚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是“共和联邦文学”中的佼佼者。和拉什迪一样，奈保尔祖籍印度，但他出生于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1950年代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求学。最早为中国大陆读者所熟知的小说集《米格尔街》，即是奈保尔深情回望故乡为特立尼达 “米格尔街”上的底层人所塑的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