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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经典园冶在海外(3)

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28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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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1 [日]桥川时雄藏《木经全书》本《园冶》,有“隆盛堂藏板”印,东京渡辺书店(1970) 日藏的另一重要版本,是日本桥川时雄(1894—1982)藏隆盛堂《

图1 [日]桥川时雄藏《木经全书》本《园冶》,有“隆盛堂藏板”印,东京渡辺书店(1970)

日藏的另一重要版本,是日本桥川时雄(1894—1982)藏隆盛堂《木经全书》(系据崇祯八年〔1635〕第二版翻刻),此为合集,其前大部分为《园冶》原文,后面小部分为桥川时雄的《明·计无否の园冶とその解说》,书脊为:《园冶:桥川时雄解说》。日本东京渡辺书店昭和四十五年(1970)出版。桥川时雄在其名下自注:“东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那么,桥川“解说”中的隆盛堂本《木经全书》是在哪里出版的?“以前研究者均沿袭陈植意见,认为《园冶》只有明崇祯七年刊本,《夺天工》《木经全书》是在日本改名出版的。但是比较现存的《园冶》版本可知……《园冶》在清代曾再刊过,而且不止一种翻刻本;现藏日本的《木经全书》和《夺天工》也并非是在日本改名出版的,而是清代出口到日本的。”[4]笔者同意后一说,理由之一是韦雨涓已从版本学角度考定:“隆盛堂乃我国清代今太原一刻书坊,刻书活动从康熙朝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华日堂乃清初文人伍涵芬家堂名”[4];二是日本不会避忌“名挂逆案”的阮大铖,书中删去“阮叙”,正是清代出口的明证。隆盛堂的策略是成功的:因为书前撤去“阮叙”后,就不会被发现是违“禁”的,还可廓清“阮叙”的负面影响,而增添郑元勋的《题词》,更能弘扬名流高士的正价值,这样巧妙地改名换姓,就能继续出口日本,坊主不愧为有智有识的书商;三是书名页框内刻有“木經全書”四个大字,右下刻“古文英發集卽出”字样,左下刻“新鎸圖像古板鲁班經奪天工原本”(见图1)……这些繁体汉字均为中国书商的广告行为,如由日本书商翻刻出版,必然会将“圖”作“図”,“經”作“経”,“發”作“発”……这可减少日本人的认字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收藏于日本,《题词》首页钤 “栗山草堂”朱文印、《兴造论》首页钤“磊林”白文印,“这是日本名士石坂专之介的藏印……石坂(1849—1915)号‘磊林’‘栗山乘崖生’……(1882年)在金泽近郊负郭筑园。命名‘栗山草堂’”[3],石坂是东瀛的收藏大家。

桥川在《园冶》书后所附日文《解说》中,高度评介了《园冶》,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相关资料,如大庭修编著的《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の研究》载,由中国商船渡海运载登陆之《园冶》版本:元禄十四年(1701,康熙四十年),有一部三本的《名园巧式夺天工》运入;正德二年(1712,康熙五十一年),有一部四本的《园冶》(未改名,是极少数)运入;享保二十年(1735,雍正十三年),有四部《夺天工》运入……[12]34-35这些信息颇有价值:一是说明《园冶》的“大不遇时”,不是从乾隆年间不入《四库全书》开始的,而是康熙年间就已改名易姓为《名园巧式夺天工》了。二是清雍正十三年,竟有四部《夺天工》出口日本,这一书名就代替了《园冶》,正如阚铎《园冶识语》所云:“日本大村西崖《东洋美术史》谓:‘刘昭刻“夺天工”三字,遂呼为《夺天工》,《园冶》之名遂隐’。”[9]17三是康熙五十一年出口日本的一部《园冶》,不是一部三本,而是一部四本,这就是明末第二版(1635,崇祯八年),因其第一本又析而为二,故成了四分册,证之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残本(缺卷二、卷三),其第一卷恰恰也是一分为二,以此推测,国图所藏,亦应为三卷四册本。海内、海外的资料,于此可互证。

桥川通中国文学,识中国古籍,被誉为“中国古文专家”,但对《园冶》的“解说”也还是免不了疏误,释错者有之,难点跳过者有之,别字亦颇多……可见要真正认知中国的汉字文学,确实颇有难度。

再有另一流传于日本的华日堂《名园巧式夺天工》(简称《夺天工》)本极多,其原刻本未见,而钞本(简称“华钞”)却较多,显示了日本较长时间的《园冶》传抄热、收藏热。其收藏还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特征,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藏印”之钤盖。这是与西方迥异,具有鲜明东方特征的民族形式。过去笔者论书画的收藏时写道:

书画钤以收藏印记……标志了这一文物(按,善本古籍也一样)所有权的自我归属。当然,这种所有权也不是永恒的,但作为收藏者……却着意要在历史变迁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以此确证自己的现实存在……表达了收藏者要在无限的时间之流中享受暂得于己的精神财富,要将短暂的时间连同自己对名迹的观赏和收藏一起凝定于方寸的二维空间之中。[14]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qikandaodu/2021/0328/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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