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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经典园冶在海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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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皇家或国家图书馆的“钤以收藏印记”,虽然可能带有例行公事的性质,但有知有识的书商,特别是私人藏书家“钤以收藏印记”,则鲜明而深情地凸显出
皇家或国家图书馆的“钤以收藏印记”,虽然可能带有例行公事的性质,但有知有识的书商,特别是私人藏书家“钤以收藏印记”,则鲜明而深情地凸显出一种“自我归属”感,而这又成了后人判断这一善本的藏主、藏所的重要依据,《园冶》的种种“华钞”正是如此。
1.“华钞”林家本。三卷全,现亦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此本亦最珍贵。韦雨涓云:“公文书馆另有日本宽正七年(1795,乾隆六十年)写本三册,旧为日本林罗山为首的林家家藏。”[4]封面上有篆书“昌平坂学问所”墨印和“林氏藏书”朱印,二印标志了此本的两个藏所。“内阁文库的前身主要是属于江户幕府的红叶山文库以及属于林家大学头的昌平坂学问所等。”[15]416“华钞”林家本的藏印就如此。“园冶题词”首页钤“林氏藏书”“日本政府图书”“浅草文库”长印等。浅草文库为明治八年至十四年(1875—1881)东京浅草藏前所设官方图书馆,接受了昌平坂学问所等处的藏书。末页有“宽政七年以近藤重藏本誊录”。近藤重藏(1768—1841)为日本江户后期幕臣,曾管理过红叶山文库。
2.“华钞”白井本。卷一全,卷三缺,卷二错简阑入卷三,错字与林家本有异同。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题词》首页有“白井氏藏书”印。
3.“华钞”樋口本。全三卷,书前若干页手写体字旁往往标以“送假名”,左下则标应读的顺序;再如青龙山石的“龍”书作“竜”,亦是日抄明证。卷二首页钤“樋口”印记、“爱岳麓藏书”①江户时代私人“爱岳麓文库”的收藏印。等印。全书首、尾还钤有“北京图书馆藏”等印,钞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收藏中国珍本,中国又收藏日抄珍本,这种海内、海外的互珍互藏,也是《园冶》成为奇书的因由之一。
4.“华钞”鸥外本。为日本医学博士、文学家森鸥外(1862—1932)所藏,钤“森文库”“鸥外藏书”等印。
以上钞本一个个藏印,确乎已“在历史变迁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于历史长河中 “连同自己对名迹的观赏和收藏一起凝定于方寸的二维空间之中”。难怪藏书家喜获善本或借观珍籍时,首先就抚摩、审辨这一方方朱红色甚至开始变暗的收藏印,并萌生“一印千金”之感……
《园冶》在日本的传抄收藏,更有难以猜详的奇特现象。《园冶》不只是有日抄本,而且还有日绘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就藏有《园冶》图式日绘本。选绘了铺地、门窗、栏杆、漏窗诸图式,不完全按次序。小楷精美,线条工整,图案悦目,似非一人所绘。日本绘写者似不太识汉字,竟把封面书签上的“园冶”写成了“园治”,这可能系笔误,但书中多个“式”字均讹作“或”;“笔管式”三字,除了“式”仍作“或”外,“管”字作上“竹”下“臣”,就都不能以笔误来解释了。令人迷惘的是,既然不太认识中国汉字,小楷又为何写得那么优美工整?抄本又为何如此认真?就只能以崇拜《园冶》珍籍,或美感享受在过程中—“重在实现过程,重在切身体验”[2]14来解释?这类讹误颇多的抄绘本,不但证明确系日人所绘写,而且足见《园冶》中大量图式还有其美术、工艺等方面的独立价值。还值得思考的是,如此讹误的抄绘本,竟也被视作珍本,不但钤有 “帝国图书馆藏”印,而且钤有“白井光”私人藏印。还可由此推知,收藏“华钞”白井本之“白井”,即白井光太郎(1863—1932)。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也藏有《园冶栏干抄图》,这是单抄《园冶》卷二栏干的日绘本。扉页上题“园冶中之卷”“一百种内中抄写”三行,从语法结构看,是地道的日语式表达。抄图本上钤“早稻田大学图书”藏印。
以上钤印、抄写、绘图,即便是依样画葫芦式的抄绘,也只有在中日文字颇有相似处的汉字文化圈内才有出现的可能。中国《园冶》在日本之被传抄收藏,既可谓风行景从,又可谓珍藏有加,真可说是“墙里开花墙外红”了。
在日本,解说《园冶》者,除桥川时雄外,还有上原敬二(1884—1981),其《解说园冶》于昭和五十年(1975)由东京加岛书店出版,系据1933年大连市右文阁所印铅字排版。上原为日本造园学的创始人之一,《解说园冶》为其“造园古书丛书”十卷之十,但所录《园冶》原文,不无疏误,如《自序》末行,“崇祯辛未之杪”的“杪”误作“抄”,等等,更遑论其对《园冶》文句的准确解说了。由于汉文言文的隔阂,日本研究中国建筑史专家田中淡甚至认为,“上原敬二的《解说园冶》在词语解释方面存在严重的谬误”[15]427。这也不足为怪。无论日本专家对中国古籍误读之严重与否,都是国际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与民族性》一文中说:“当中国文化进入外国文化场时,中国文化必然经过外国文化的过滤而变形,包括误读、过度诠释等。”[16]7这是一种必然现象,要经过漫长时间的汰洗,才会渐渐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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