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粤剧的兴起二次大战(2)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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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粤剧的兴起二次大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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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毛求疵地说，笔者对于著作中的少部分观点还是存有异议的。其中运用了过多的笔墨突出商业利益的因素推进粤剧的城市化发展，而淡化了粤剧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发展规律、粤剧演员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等，仅在第二章中“伶星时代、戏剧辉煌”这一节中叙述了粤剧艺人自身的重要性；将“当代戏剧改革和浪潮与女艺人及全女班的兴起”视为对粤剧的冲击，笔者窃以为尚需讨论。一个剧种的发展，势必离不开其内在艺术价值的提升。而女艺人及全女班的兴起与高潮，即使在特定历史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对于体现粤剧的艺术魅力，彰显现代社会新女性形象，会产生积极意义。纵观近现代粤剧发展史（李雪芳、上海妹、卫少芳、林小群、小飞红、小木兰、马丽明、郎筠玉、孔雀屏、冯狄强、卢秋萍、谭玉卿、红线女、刘美卿、郑绮文等；“镜华影”全女班、“群芳艳影”全女班、“菱花艳影”全女班等）、粤曲发展史（“师娘”时期、“女伶”时期等），以及在当代粤剧舞台上女性演员（倪惠英、郭凤女、曾慧、赖琼霞、蒋文端、曾小敏等），在其中也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另外，将“北剧之时尚与梅兰芳”认为是对粤剧的挑战，笔者认为也需再讨论。从粤剧艺术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无论是其在唱腔上“本地腔调”吸收“外省腔调”，还是借鉴电影的传播方式，出现“伶影双栖”的岭南文化现象……一直有着“兼融并蓄”的特点。梅兰芳两次造访华南出演京剧反应热烈——当时正值京剧梅派艺术在中国戏曲界“声誉正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是当时省港两地的观众对于“国粹”的欣赏与包容。相对于梅兰芳两次造访华南，特别是其中第二次在穗海珠大戏院连演八天，反响强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内大新公司（位于广州惠爱中路）天台持续性的京剧演出活动，或许就显得“润物无声”一些，而这一持续性的京剧演出活动与粤剧音乐活动并存于广州市民的音乐生活当中，从当时来看，也未必是对尚处于“高峰”阶段的粤剧艺术带来何种挑战，或者可以说是丰富了广州市民的音乐生活。

三、治史立场与方法

不同的历史学家和不同的历史学派对“什么是历史科学”有不同的答案。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从现在社会本身包含的自我扬弃，来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这正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所要求的历史思维[1]。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必须严谨、客观地对待自己所运用的资料。[2]“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3]。唯物史观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4]。作者本着唯物史观，从社会史、商业史及文化史角度探索粤剧的兴起、发展与传播。笔者虽然提出了著作中几个可以商榷、待讨论的论题，但这并不影响这部著作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四、开拓性论题

特别是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粤剧随着广府地区移民的脚步，传播范围涉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数目，为其他中国地方戏曲剧种所不及。作者运用Lois Rodecape, “Celestial Drama in the Golden Hills,”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23 (1944),Daphne Lei, Operatic China: Staging Chinese Identity across the Pacifi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an, 2006)考察首个来自中国的粤剧戏班Tong Hong Tong在三藩市的演出活动；并运用Ronald Riddle, Flying Dragons, Flowing Stream: Music in the life of San Francisco’s Chinese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3)考察该戏剧自首次登台至19世纪末几乎没有间断地在三藩市上演。分别运用Harold Love, “Chinese Theatre on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1858-1870,” Australian Drama Studies, vol. 3, no. 2 (1985) 和 Karrie M. Sebryk,“A History of Chinese Theatre in Victoria,” MA thesis,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95考察粤剧戏班在墨尔本和维多利亚殖民地一带的“表演”情况，和华人戏院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唐人街内营业的情况。根据Henry B. McDowell, “The Eight Theater,” 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 vol7 (1884) 考察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藩市唐人街戏院异常兴旺的情况。从Collingwood, Rambles of a Nature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Singapore, etc.Made in Her Majeaty’s Vessel in 1886 and 1867（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十分零碎的记录考察早期新加坡华人演戏活动的情况。运用Nancy Y. Rao, “The Public Face of Chinatown: Actresses,Actors, playwrights, and Audiences of Chinatown Theaters in San Francisco during the 1920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Music, vol.5, no2 (2011) 考察1920s进入美洲巡演网络的女艺人的情况。作者对英文文献的挖掘，让这些史料自己“说话”，开拓了对粤剧在海外舞台历史面貌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