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12)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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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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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产生错误，柯娇燕毫不犹疑地说努尔哈赤与明朝皇帝是两个独立国家的首脑，事实上努尔哈赤的建州原是明朝的附属，虽然清廷在《太祖实录》中刻意删除觉得屈辱的言辞，但入关前的原文具在，史家岂能不看最原始的史料？柯娇燕为了证实努尔哈赤已经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惜取用后出的不实材料，有损历史学家的真诚。她误读乾隆的《满洲源流考》，居然得出满洲与西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结论。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乾隆从未自认为他只继承辽金的中亚实体，反而很明确认为自己是上继宋元明的“中华之主”。乾隆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序言中，明言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乾隆以中国历史为己任，自称“春秋者，天子之事”，推崇中华正统的《通鉴纲目》。乾隆曾重修辽、金、元史，但并没有视之为征服朝代或外来政权。重修后的辽金元三朝历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也就是说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新清史论者非要说清朝不是中国的朝代，又从何说起呢？

柯娇燕所谓的“雁行皇权”（simultaneous emperorship），是说清帝对不同族群扮演不同的角色，对汉人是天子，对满人是族长，对蒙人是Qayan，这是“新清史”的一个主要论点，但这种论点无端将清帝都说成是“人格分裂”，事实上清帝就是中国大一统的皇帝，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皇太极于入关之前的1636 年按照中国传统称帝，并在此前的1629 年将皇帝译成满文“hūwangdi”，而且追尊努尔哈赤为太祖皇帝。入关之后的顺治时期，皇帝已是唯一的称号，顺治皇帝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君主。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藏有顺治颁发的《御制资政要览》，顺治在序言中明言要当中国的帝王而非八旗共主，明确宣称“朕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该书内容充满讲究德行的儒家价值，如谓“每篇贯以大义，联以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1)在辛德勇教授寓所得观此书，近日幸而购得复制线装本。（清）爱新觉罗·福临撰：《御制资政要览》，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序文第1—5 页。从目录即知皆儒家话语。。顺治认真将此书分发给不同层级的官员阅读。康熙更自称是中国皇帝，1689 年与沙俄订立的《尼布楚条约》，清帝签署的是中国大圣皇帝，俄国也视康熙为中国的皇帝。康熙的四个遗诏也自称是中国大皇帝，统御所有在境内的中国人，诚如甘德星指出的，遗诏是权力传承的主要文献，最可佐证。(2)甘德星：《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载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中坜：“中央”大学出版中心，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第110—111 页。柯娇燕将清朝官员所说“我们中国”理解为“中国臣属于我们”，不知是误读，还是故意扭曲？如果正确阅读当时的记载，便可知道，满族官员在17 世纪都已普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臣仆。不仅满官，蒙古也以清朝为中国，自称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见诸1727 年的蒙俄边界条约以及1849 年的蒙俄字典之中。康熙也将清朝置于中国朝代系列之内，雍正以下诸帝亦复如此，他们都关切族群的融合，加强皇权，以中国的大皇帝为荣，怎么会想当八旗的共主，或各民族的大汗？新清史论者非要将清朝与中国分隔，如何能够得逞？所谓“雁行皇权”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没有“雁行皇权”，却有“雁行语言”，清朝到乾隆时稳定了中亚，呈现包容多民族、多语言的状态，但表达的是同样的讯息与价值，况且汉语仍然是最主要的语言，例如钱币上的汉字“乾隆通宝”印在正面，其他文字印在反面。清廷自称中国，也要求蒙古、新疆、西藏承认朝廷代表中国。

“新清史”的问题不仅仅是奇谈怪论，而且有难以接受的政治动机。新清史论者如柯娇燕、欧立德、濮培德等人，都想挑战现代国际承认的中国疆域，如果清朝真被认为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则清帝国崩解之后，少数民族都可以独立成国。但是中华帝国自秦汉以来并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的殖民帝国，所以政权从清朝到民国的承继无可争辩，中国为何不可像大多数的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提出“族性主权”（ethnic sovereignty）的论述，也难以成立。建都于北京的清帝莫不以合法的中国君主自居，政权亦非仅在满人之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岂能以“族性”来划分？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能把“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混为一谈，主权属于国家而非哪一个种族。满族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中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中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更不能与近代西方帝国由母国向外拓展与殖民相提并论。所谓维持满洲“族性认同”与大清统治的八旗制度，所包含的人口不仅仅是满人，也包括其他族群，只认同旗主，并不认同族群，是一种君臣之间的封建关系。然而当清朝成为大一统的帝国之后，八旗制就难以适应，主要是因为皇权至上，不再允许认同旗主，至雍正朝更明显要清除“各旗主属的名分”。这不是有意要违背祖训，而是因八旗共治、八王议政与推选制度都不适合中央集权体制，还是需要中华帝制与儒教名分来稳固帝国的现状。在此现状之下，无论满、汉，或其他少数族群，所认同的就是承袭中华帝制的大清国，而不是个别族群。各族群虽有其族性认同，但与国家认同并不是二选一的习题，所以包括八旗制度在内的所谓“满族特色”，也不至于改变中央集权的本质。乾隆皇帝自称是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也就不足为异了。就国家认同而言，在清朝存在时，各族认同朝廷；民国成立之后，则认同以五族为主的共和国。中华民族名词虽新，然其形成实来自数千年的族群交融史，具有多元性格，多元王朝绝非自满族建立的清朝才开始。所以清帝国乃中华帝国之延续，应毋庸质疑。(1)详阅《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