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2)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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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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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二：严重的曲解

误读之外，发生曲解，可见之于美国汉学家慕唯仁（Viren Murthy）的《章太炎的政治哲学》(2)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Leiden: Brill, 2011. 参阅笔者对该书的书评，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 期，2012 年，第147—158 页。（编者注：该书中译本有［美］慕唯仁著，张春田等译：《章太炎的政治哲学：意识之抵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一书中。如他误认为章太炎于1903 年苏报案入狱是因为“图谋推翻清帝国”，其实章是因骂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以“毁谤罪”入狱；审判地也不是上海的英租界，而是公共租界。他又将余杭误作杭州；将《史记》译为“Book of History”，不知这久为《尚书》之译名；以为“获麟”因捕捉祥物麒麟，使“天下大乱”（the world is upside down），实则祥物应出于盛世，居然出现于乱世，孔子才会说：“吾道穷矣”；甚至将太炎的《正仇满论》曲解为“改正仇满论”（Correcting the Hatred of Manchus），误译“天下为公”为“empire is common”，误将“发愤”解作“发怒”，都会错了意。太炎说“进化论始成”，他说是“进化论刚开始”（this is where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begins），不知“始成者”是已经成了，观上下文便知。更严重的是，他将“不齐而齐”译作“to see the equal in the unequal”，如何能从不齐中看到齐呢？他不能理解太炎的本意：“让他不齐就是齐”（let the unequal be unequal），亦即李卓吾（贽）所说的“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这样才能显豁绝对自由与平等之微意。还有对文本的曲解，如章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驳斥满汉源出一系之说，有云“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如以天然民族为界，则何必浪费口舌于种族之辨？然而慕唯仁却说，章主张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物种原始论及其种族不平等观，偏离太炎之意甚远。如果读不懂章太炎的文字，又如何研究章太炎的思想呢？

慕氏像其他许多海外学者一样，崇尚建构理论，以成一家之言。慕唯仁的理论是：章太炎以佛学为本的政治哲学，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此说来自日本学者西顺藏与中国学者汪晖的思路，章氏源自佛学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论点，在中国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的局势里，特别具有哲学意义。这种理论能否成立呢？其实太炎的“虚无之道”并非要否定现实的物质世界，而是要破除“法执”与“我执”以臻于至善的心灵境界。所以慕氏断言太炎由佛学所建构的政治哲学，全然抗拒与否定现实的环球资本主义世界，明显言过其实！他说章太炎从反满到反帝，是由于因苏报案入狱的三年中接触到佛学，从佛学中领悟到他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他认为章在狱中“改信佛教”，并以佛教观点作为评论与对话的基础，发展出对现代性的哲学批判。其实，太炎反帝并非由于入狱之后的经历，其反满即因清政府不能反帝之故。太炎眼见八国入侵，清廷束手无策，他才决心割辫革命。太炎之反帝，或如作者所言之“反资本主义现代性”，又何待系上海的西牢、读佛典之后？太炎读佛典也不始于入狱之后，早在入狱之前，他即已“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盘诸经，义解渐深”，只是“未窥其究竟”，在狱中三年专修佛书，“乃达大乘深趣”而已。太炎的哲学，诚非佛教所能涵盖。事实上，慕氏也注意到太炎在日本时，除了佛学外，也接触到德国唯心哲学，特别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人的反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德国唯心哲学。章氏如何结合佛家唯识学与西方唯心哲学的政治哲学？其具体内容到底为何？慕氏都没有提到。难道章氏仅仅靠解释佛学来批判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吗？他的主题既然是章太炎的政治哲学，如何能只谈佛学，不及其他，上求学理之真，下有益于民生呢？

慕唯仁更别出心裁，认为太炎既然反帝、反资本主义，遂将章与马克思进行对话。然而章、马之异，实远大于同，除了章的心学与马之唯物史观南辕北辙之外，两人对革命的观点亦迥然有别，章也从来没有提过马，若谓章在思维上反黑格尔之唯心“目的论”（teleology），安知他不会以同样理由反对马克思的唯物目的论？更遑论章晚年“反赤”强烈，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无异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慕氏从马克思观点看章氏哲学，固然是创见，但是否有点离谱呢？他还将一连串的现代或当代西方哲学家与章太炎相提并论，相互比附，读来虽感新鲜，更能提升章氏思想在当代的重要性，但陈寅恪早已指出：“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1)见陈寅恪致刘文典长函，收入《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158—165 页。，足以引起随意比较中西者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