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3)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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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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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氏又认为，章氏以佛学概念否定进步史观，又将章之批判进化论联系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认为章太炎一如叔本华，意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压力，并全面否定现实世界的存在。其实，章太炎与其他晚清学人一样，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社会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他推崇严复，俨然以师礼相待。他还曾与人合译日文本《斯宾塞文集》，并于1902 年出版一部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学》。他认为民族经过历史的进化，形成“历史民族”。后来他才意识到，西方的许多学说并非都如自然科学的定理，不是天地间的公共之理，遂于1906 年发表《俱分进化论》。但此文并非如慕氏所谓完全拒斥进化论，而是对进化思想做了批判性分析，他承认知识在不断地累积，精益求精，但带来的后果不一定趋向善与乐，而是善与恶、乐与苦齐头并进；知识愈发达愈可以做大善事，享受大快乐，但同时也可带来大恶、大苦；然则，进化未必幸福。我们可以说，他接受进化的事实，但并不完全赞同进化的后果。慕氏称之为“善恶双线发展”（the two-track development of both good and bad），其实仍然是善恶单线齐进；章太炎不是要全盘反对进化，而是认为进化理论并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必然。慕氏以为章氏用佛教观点彻底否定进化，岂其然哉？再者，西方的现代性也不是普世性的，不同地区具有其特殊的情况，各国各地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现代进程中各有其特色。章氏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与拒绝，不是盲目的反对，而是对西方有所了解、有所接受后再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具有批判性的反应。如果能从此角度来解释章太炎为何批判“环球资本主义世界”，或更有说服力。

慕氏认定《齐物论释》以佛释庄，提供了取代环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另类境界，以道家平等之谈来挑战环球一统的资本主义世界。章太炎于1910 年左右正积极参加革命，不可能以佛解庄来自娱，而必须面对汹涌的西潮及其所带来的文化问题。至于这是否是他针对资本主义世界而发之论，似又未必。章氏所有的思想资源，无论佛、庄、孔、老，还是西学，皆可为解决文化问题之用。章太炎意不在庄学的正解，实别有宽广的怀抱，才会使他感到“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慕唯仁根据波斯东（Moishe Postone）所说，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之对峙，居于由资本主义制约的现代思想的中心位置，章氏为了逃避此一对峙，将普遍性与特殊性一并否定。太炎否定普遍性（即其所谓的公理）无须赘言，然又如何否定特殊性呢？慕氏一味以为佛学之“无”既然否定一切，自然也否定个人或自我。所以他认为章氏所要表述的是超越特殊性与普遍性，涉及无法以概念表达的、“言语难以表达的”（ineffable）“绝对平等”，所以章氏“齐物”的平等世界是超越“世俗世界”（the mundane world）的，真是太玄妙了。他认为章氏的佛家哲学是对西潮的挑战，且将“西潮”界定为“环球资本主义”，这都是他的自我设想；如果我们从文化多元论的角度观察，便可看到太炎不是要取代“环球资本主义”，而是要别立门户，并行不悖。所谓“环球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总相”，未尝不可有“别相”的中国式资本主义？按此逻辑，文化多元论也可使被视为普世的西方资本主义“特殊化”，成为与其他文化并存的西方文化。慕氏广泛引用日文资料，独不见19 世纪80 年代“政教社”的论点，日本这些文化多元论者的言论，岂不就是针对当时西方霸权世界而发的吗？

慕氏的结论尤其别开生面，畅谈20 世纪初的鲁迅与同一世纪末的汪晖，认为两人对现代性的批判先后受到章太炎的启示，无端建立三人的师承关系。鲁迅固然曾问学于太炎，汪晖的老师据说是太炎学生的学生，慕氏就把此三人连在一起。章氏借佛教批判环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慕氏此书的主轴，将佛教作为“环球现代性的另一选项”，则是慕氏自认为发幽揭隐的要点。鲁迅与章太炎在气质上、精神上确有相承之处，但“五四”之后他们在学术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所以刻意强调章、鲁、汪之间如何心魂相系，先后呼应，共探“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深论三代人在学术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势必成为无稽之谈。

全书最严重的曲解，是将太炎的学术思想以偏概全。太炎虽沉醉于佛学，甚至有披发入山为僧的念头，但仍未忘爱其祖国特异的文化；此并非矛盾，盖如其自述：“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慕唯仁讲章氏政治哲学，过于强调佛学思想，以致忽略章氏丰富的其他思想资源，而这些岂能与其政治思想无关？只谈佛学，全不顾章氏同时所撰有关儒家、法家之论述如《原经》《原儒》《秦政记》诸篇。如不能理解章氏政治哲学的全貌，又安能说是有价值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