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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9)

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蒋介石建都南京后,大权独揽,陶涵不能否认独裁的事实,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蒋之手段也非目的;他不否认“蓝衣社”,但说它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

蒋介石建都南京后,大权独揽,陶涵不能否认独裁的事实,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蒋之手段也非目的;他不否认“蓝衣社”,但说它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辩称希特勒有特务二百万人,而“蓝衣社”于1938 年解散时只有三百人。蒋介石的特务何时解散过?戴笠为蒋从事特务工作,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蓝衣社怎可能只有区区三百人?又说蒋于1932 年称颂法西斯的秘密演讲是日本人的宣传。他不能否认特务谋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知识分子的具体事实,却说蒋可能不曾下令杀这些人,或戴笠事前未征得蒋之同意云云,又说蒋即使会杀人,也是为了“中国的生存”,又说共产党比蒋更残忍,更进而说蒋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国以来最有权威的中央政府,都是颠倒黑白、信口开河之言。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抗战,这是事变的历史意义,但陶涵的结论是:此一事变“没有改变历史,蒋之决策才改变了历史”(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居然还说,蒋回南京后另有一次机会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解决共产党问题,但是他不屑做,简直是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至于说若无“西安事变”,毛泽东或将逃亡到外蒙或苏俄,以及张学良自认犯了大错才送蒋回京云云,都是重复国民党正统观的无稽老调而已。

国共合作抗日,乃大敌当前不得不尔,蒋介石虽不能也不敢公然决裂,然其“溶共”与“灭共”之心,未尝稍歇。震惊一时的“皖南事变”,目的就是要将长江以南的共产党军队清除,然而陶涵取一面之词,认为事件之起因,很可能是共产党军队袭击国民党军队而又不听命之故,又凭空说毛泽东与周恩来意见不同,毛泽东故意挑起此一事件,说各方对新四军之同情,使中共大获宣传效果,这就是毛泽东所要达到的挑衅目的云云,真是倒果为因。陶涵该去翻翻蒋于同年一月三十日的日记,他得意地写道:“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皖南事变”其实使蒋得不偿失,反使共产党军队在大江南北更加壮大,与“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样。

关于抗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在陶涵的笔下几乎就是蒋介石与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 —1946)的斗争史,而且他比较同情蒋,呈现褒蒋贬史的异趣,与梁敬 的观点略同。(1)梁敬 :《史迪威事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年。梁敬 奉蒋命利用大溪档案撰写此书。Taylor, op. cit., pp. 194—196.这种做法不免又模糊了重要的历史事实,史家若从大处着眼,便知从珍珠港到中途岛,美国的策略是联合各方全力打败日本;中国已苦撑四年,敌人就是日本,中美共同打击日本的目标与利益显然相同。但美国参战后,蒋认为日寇已不足惧,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于是处处试图围堵,不免与美国欲联合包括共产党在内所有力量打败日本的策略背道而驰。当美国决定要武装共军抗日时,蒋再也不能忍辱负重,不惜与史决裂。蒋史交恶若从大处着眼,实际上是美蒋在策略上的矛盾。约自1943 年起美国胜券在握,筹划战后世界秩序,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期盼统一强大而亲美的中国,然积弱之中国几临崩溃的边缘,战绩不佳,复有国共间的摩擦,令美国沮丧。美国希望中国于战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但是蒋要中共先交出政权与军队,无异招降纳叛,中共当然不能接受。即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出面居中调解,国共仍然和谈不成。蒋深知美国民意不会放弃他,和谈破裂后美国果然只有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陶涵刻意偏袒蒋,认为蒋是一清廉爱国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谋求中国之统一与民主,而共方拒绝参与其政府,在苏联支持下公然叛乱。如此说法,与蒋政权的官方言论,如出一辙,史笔何在?

蒋介石专制独裁,又有极大的军事优势,竟于数年之内失去整个中国大陆,无异是失去中国大陆的主角。陶涵却替蒋诿过,仍然赞美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失败与失望的阴暗气氛里,仍然是一冷静的儒者”。蒋介石丢掉大陆应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然此败军主帅在台湾岛内发号施令长达25 年之久。陶涵写孤岛上的蒋介石近200 页之多,几近全书1/3 的篇幅,就其生命历程而言差可相当,然就重要性而言,有失比例原则。蒋介石逃难到台湾之后,积极想要复职,陶涵虽然指出,蒋自称若不复职不仅台湾而且整个民族将毁于一旦是“自恋式的幻想”(narcissistic fantasies),但立刻补充说,此后蒋无论在公众或幕僚之间都不再重复此类幻想,殊不知蒋后来对大陆同胞广播时仍然自恋地自称“民族救星”!更有甚者,陶涵轻描淡写蒋之复职过程,掩盖了历史真相。当年蒋辞职下野,根本是人下野,权力不下野,一直在幕后操纵,及撤退到台湾,复职更是迫在眉睫,李宗仁称之为“复辟”,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有违宪之咎。然蒋于1950 年3 月1 日不顾违不违宪,公然在台复职。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qikandaodu/2021/0625/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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