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经典《园冶》在海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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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8]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12-113. 序引：《园冶》与《天工开物》之悲剧性比较明代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

[28]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12-113.

序引：《园冶》与《天工开物》之悲剧性比较明代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时期—中古期的结束、近古期的开始，特别是中明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兴起，科学与文艺发展生气勃勃，成果丰硕而辉煌，显现出喜人的近代曙光。古文献学家、科学史学家胡道静在《古代科技典籍撷英》一文中，将这个时代称为“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个科学文化蓬勃发达的时代”，“政治上尖锐矛盾、社会经济方面急剧变革，以及文化上有西方近代科学输入的时代”。[1]362-363该文还提供了当时科技文化经典如《天工开物》等陆续问世的情况，计成的《园冶》，也以造园建筑学经典列于其间。计成（1582—？），明末吴江松陵（属苏州）人，字无否，号否道人。少以绘名，性好搜奇，中途改事造园，崇祯辛未四年（1631）写成《园冶》一书，行文骈散结合，附图式235幅，共三卷。由于生计维艰，无力出版，书稿一搁凡三年，无奈只能由声名狼藉的阮大铖于崇祯甲戌七年（1634）刊刻并作序。阮大铖天启年间“依附于专权乱政的魏忠贤，结党营私，成为阉党骨干，专事陷害异己。崇祯时‘名挂逆案，失职久废’（《明史·奸臣传·马士英传》），匿居南京，妄图东山再起，但受阻于东林党和复社。弘光时，马士英执政，得任兵部尚书……对东林党和复社诸人日事报复，手段毒辣。后又乞降清朝，从清兵攻仙霞岭而死，为士林所不齿，留下百世骂名”。[2]38-39由此而累及《园冶》，致其遭“禁”，未被编入乾隆年间所修的《四库全书》，明珠蒙尘，光辉被掩三百余年，在国内濒近绝迹，几乎无人知晓。清代直至20世纪，明版《园冶》在全国图书馆仅存残本二：其一是1930年北平图书馆购得残本卷二、卷三，缺卷一。梁洁指出：“彼时的‘北图藏本’今天已经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即今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册451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护古文献……甲库善本几经流转，先后运至上海、华盛顿，最后进入台北‘中央图书馆’。”[3]千万里流转海内外，此残本现藏中国台北。其二是郑振铎先生所藏，缺卷二、卷三，仅存卷一，《兴造论》首行钤有章草朱文“长乐郑振铎藏书”方印。韦雨涓指出：“郑振铎1958年逝世后，家属将其遗书捐献国家图书馆。”[4]明版《园冶》问世流转至今，可怜全国图书馆仅仅存此而已，且均残缺不全！《园冶》这种悲剧性的出版、传播历程，有似于晚其三年出版的工程技术学经典《天工开物》。这里拟从比较文化学视角简叙二书在国内遭“否（pǐ）”，时运大谬，而在海外却不断走红的历程。这一历程，在本文全面展开之前，先以《老子》“反者道之动”（四十章）[5]458，“祸兮福之所倚”（五十八章）[5]465的哲理概括作为序引。在天下板荡不宁的明末，《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五试不第，依然一介寒儒。1634年（是年《园冶》刊印）出任江西分宜教谕，一面教学，一面整理资料，写成《天工开物》，但也无力出版。其书序写道：“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1]360确乎可伤可悲！后经友人资助，于1937年刊版印行。但同样遗憾的是，在长期的“工匠技艺流耳，君子不器”[6]的陋见歧视影响下，亦未被《四库全书》收入，它与《园冶》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从此，《天工开物》在国内也默默无闻，若存若亡。据胡道静《〈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一文所叙，该书由民间流入日本和法国，日本明和八年（1771），菅生堂翻刻《天工开物》；而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家儒莲则在1830年首次将此书部分翻译成法文，接着又陆续翻译了几个部分，于是风行西欧。20世纪20年代，丁文江先生在日本发现菅生堂本《天工开物》后颇有感慨，写成《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国人才了解到我国在海外有这样一部宝贵的古典科技百科全书。这正如陈植先生1921年在日本其师本多静六博士处始见珍贵的明版全本《园冶》，其后写成《记明代造园家计成氏》一文[7]，国人方知我国在海外有《园冶》这样一部奇书。无独有偶的是，《天工开物》由近代著名刻书家陶湘据日本菅生堂本校订重印（1927年、1929年），而《园冶》也经由陶湘在中国刻入《喜咏轩丛书》（1931年）。两部经典最早竟经陶氏而喜获奇遇，都由其刻印而与国人相见，这种对经典古籍的保存，可谓竭尽全力，功不可没！再说日本恒星社1952年出版了薮内清博士的《天工开物》日文全译本，附在其主编的《天工开物の研究》里，这也有似于日本的桥川时雄将其获藏的隆盛堂本《园冶》，与自己《园冶解说》作为合集在1970年东京渡辺书店出版一样。1969年，《天工开物》日译又部分地列入平凡社的《东洋文库》，为第130册，可见日本的重视。再看西方，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天工开物》英译全本……至今，该书有日、法、英、德、意、俄译本。而《园冶》亦然，不但在日本有多种版本，而且英、法、美均有译本，并且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均有研究论著发表。两大名著历尽曲折，终于蜚声全球。德国的H.R.姚斯在《走向接受美学》中指出：“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8]《园冶》同样如此，它既是文学珍品、艺术奇葩，具有再现和表现的功能，又是造园、科技经典，它的本质也在于其历史影响之中，或者说，《园冶》科学价值的世界性影响，更是其海外接受的基础。1956年，陈植在《重印园冶序》中写道：“造园”一词，见于文献，亦以此书为最早……四十年前，日本首先援用“造园”为正式科学名称，并尊《园冶》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诚世界科学史上我国科学成就光荣之一页也。一九二一年春，余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造林兼造园学权威我师本多静六博士处，始见此书，为木版本三册，闻系得之北京书肆者。归国后，求之国内各地，遍觅不得。……计氏造园与建筑各种理论及其形式，迄至今日，仍为世界科学家所重视，而乐于援用，诚我国先贤科学上辉煌成就也。[9]11-13《园冶》辉煌的科学成就不但开创了学科，而且影响海外，为世界科学家所重视、所援引、所翻译、所研究……以下拟按接受的特色，分三部分叙述经典《园冶》在海外的种种情况。《园冶》在日本：珍藏·传抄·解说《园冶》受阮大铖的刊印特别是撰《冶叙》（以下简称“阮叙”）之累，被列为禁书；又由于国内“工匠技艺，君子不器”的传统偏见，进入了长期悲剧性、地下式的文化苦旅，其曲折经历，可用《论语》中语来概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0]确乎如此。在中国，虽然近三百年来《园冶》似乎湮没不闻，但“在清代，有些文人和民间书商仍认可《园冶》的价值，暗暗地改名重印，据考证，伍涵芬的华日堂印了《夺天工》，晋阳书坊隆盛堂印了《木经全书》，都成了《园冶》的别名……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园冶》有似于此，它隐姓埋名（按，也有不改名换姓的）后，流亡到海外去了……一次次出口到日本，有幸在日本被保存下来”。[11]在日本，最有价值的《园冶》版本是被内阁文库珍藏的明版第一版（1634，崇祯七年），系孤本，其中除计成《自序》外，仅有“阮叙”，全三卷，分三册。考日本东京的内阁文库，创设于1885年；1971年设国立公文书馆以后，内阁文库即为其所属之科；2001年，“内阁文库”之名取消。再追溯内阁文库之前身，则是红叶山文库。红叶山文库→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这是此本在日本的三个藏所，现一般称其为“内阁文库本”。查内阁文库《汉籍解题》，此书之名已出现于《御书物方日记》“享保二十年四月一日”条中。可以断定，在此以前，此本已舶运而入红叶山文库。[12]26-27日本享保二十年为清雍正十三年（1735），故此书在此馆库，已珍藏了近三百年。若再要追溯其前之藏所，已邈然不可考矣！进道若退，喜道若悲。可喜的，是书安然无恙，三百年未改名换姓；可悲的，是其栖身他国，三百年来离乡背井……当今大时代，学术无国界。值得庆幸的是，日本友人田中昭三先生大力支持笔者自2011年开始的《园冶》研究，2012年，他从东瀛寄来了此内阁文库孤本三卷的翻拍光盘，笔者得以先睹为快，对其进行品读、校勘、详注、点评、引申、发微……汇萃而为《园冶多维探析》（上下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年出版）书稿，事见拙书后记[13]760-761。2017年，内阁珍本亦在三百年后，终于能从海外重返本土，并以“多维探析”的形式首次与国人见面，幸甚至哉，其乐何如！—这是一段必要的、含情脉脉的插叙和交代。又据陈植1956年《重印园冶序》，陈先生1921年于本多静六处见“木版本三册，闻系得之北京书肆者”。此明版三卷三册可能和“内阁本”属同一版本，此本中日两国今均未见。图1 [日]桥川时雄藏《木经全书》本《园冶》，有“隆盛堂藏板”印，东京渡辺书店（1970）日藏的另一重要版本，是日本桥川时雄（1894—1982）藏隆盛堂《木经全书》（系据崇祯八年〔1635〕第二版翻刻），此为合集，其前大部分为《园冶》原文，后面小部分为桥川时雄的《明·计无否の园冶とその解说》，书脊为：《园冶：桥川时雄解说》。日本东京渡辺书店昭和四十五年（1970）出版。桥川时雄在其名下自注：“东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那么，桥川“解说”中的隆盛堂本《木经全书》是在哪里出版的？“以前研究者均沿袭陈植意见，认为《园冶》只有明崇祯七年刊本，《夺天工》《木经全书》是在日本改名出版的。但是比较现存的《园冶》版本可知……《园冶》在清代曾再刊过，而且不止一种翻刻本；现藏日本的《木经全书》和《夺天工》也并非是在日本改名出版的，而是清代出口到日本的。”[4]笔者同意后一说，理由之一是韦雨涓已从版本学角度考定：“隆盛堂乃我国清代今太原一刻书坊，刻书活动从康熙朝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华日堂乃清初文人伍涵芬家堂名”[4]；二是日本不会避忌“名挂逆案”的阮大铖，书中删去“阮叙”，正是清代出口的明证。隆盛堂的策略是成功的：因为书前撤去“阮叙”后，就不会被发现是违“禁”的，还可廓清“阮叙”的负面影响，而增添郑元勋的《题词》，更能弘扬名流高士的正价值，这样巧妙地改名换姓，就能继续出口日本，坊主不愧为有智有识的书商；三是书名页框内刻有“木經全書”四个大字，右下刻“古文英發集卽出”字样，左下刻“新鎸圖像古板鲁班經奪天工原本”（见图1）……这些繁体汉字均为中国书商的广告行为，如由日本书商翻刻出版，必然会将“圖”作“図”，“經”作“経”，“發”作“発”……这可减少日本人的认字难度。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收藏于日本，《题词》首页钤 “栗山草堂”朱文印、《兴造论》首页钤“磊林”白文印，“这是日本名士石坂专之介的藏印……石坂（1849—1915）号‘磊林’‘栗山乘崖生’……（1882年）在金泽近郊负郭筑园。命名‘栗山草堂’”[3]，石坂是东瀛的收藏大家。桥川在《园冶》书后所附日文《解说》中，高度评介了《园冶》，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相关资料，如大庭修编著的《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の研究》载，由中国商船渡海运载登陆之《园冶》版本：元禄十四年（1701，康熙四十年），有一部三本的《名园巧式夺天工》运入；正德二年（1712，康熙五十一年），有一部四本的《园冶》（未改名，是极少数）运入；享保二十年（1735，雍正十三年），有四部《夺天工》运入……[12]34-35这些信息颇有价值：一是说明《园冶》的“大不遇时”，不是从乾隆年间不入《四库全书》开始的，而是康熙年间就已改名易姓为《名园巧式夺天工》了。二是清雍正十三年，竟有四部《夺天工》出口日本，这一书名就代替了《园冶》，正如阚铎《园冶识语》所云：“日本大村西崖《东洋美术史》谓：‘刘昭刻“夺天工”三字，遂呼为《夺天工》，《园冶》之名遂隐’。”[9]17三是康熙五十一年出口日本的一部《园冶》，不是一部三本，而是一部四本，这就是明末第二版（1635，崇祯八年），因其第一本又析而为二，故成了四分册，证之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残本（缺卷二、卷三），其第一卷恰恰也是一分为二，以此推测，国图所藏，亦应为三卷四册本。海内、海外的资料，于此可互证。桥川通中国文学，识中国古籍，被誉为“中国古文专家”，但对《园冶》的“解说”也还是免不了疏误，释错者有之，难点跳过者有之，别字亦颇多……可见要真正认知中国的汉字文学，确实颇有难度。再有另一流传于日本的华日堂《名园巧式夺天工》（简称《夺天工》）本极多，其原刻本未见，而钞本（简称“华钞”）却较多，显示了日本较长时间的《园冶》传抄热、收藏热。其收藏还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特征，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藏印”之钤盖。这是与西方迥异，具有鲜明东方特征的民族形式。过去笔者论书画的收藏时写道：书画钤以收藏印记……标志了这一文物（按，善本古籍也一样）所有权的自我归属。当然，这种所有权也不是永恒的，但作为收藏者……却着意要在历史变迁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以此确证自己的现实存在……表达了收藏者要在无限的时间之流中享受暂得于己的精神财富，要将短暂的时间连同自己对名迹的观赏和收藏一起凝定于方寸的二维空间之中。[14]皇家或国家图书馆的“钤以收藏印记”，虽然可能带有例行公事的性质，但有知有识的书商，特别是私人藏书家“钤以收藏印记”，则鲜明而深情地凸显出一种“自我归属”感，而这又成了后人判断这一善本的藏主、藏所的重要依据，《园冶》的种种“华钞”正是如此。1.“华钞”林家本。三卷全，现亦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此本亦最珍贵。韦雨涓云：“公文书馆另有日本宽正七年（1795，乾隆六十年）写本三册，旧为日本林罗山为首的林家家藏。”[4]封面上有篆书“昌平坂学问所”墨印和“林氏藏书”朱印，二印标志了此本的两个藏所。“内阁文库的前身主要是属于江户幕府的红叶山文库以及属于林家大学头的昌平坂学问所等。”[15]416“华钞”林家本的藏印就如此。“园冶题词”首页钤“林氏藏书”“日本政府图书”“浅草文库”长印等。浅草文库为明治八年至十四年（1875—1881）东京浅草藏前所设官方图书馆，接受了昌平坂学问所等处的藏书。末页有“宽政七年以近藤重藏本誊录”。近藤重藏（1768—1841）为日本江户后期幕臣，曾管理过红叶山文库。2.“华钞”白井本。卷一全，卷三缺，卷二错简阑入卷三，错字与林家本有异同。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题词》首页有“白井氏藏书”印。3.“华钞”樋口本。全三卷，书前若干页手写体字旁往往标以“送假名”，左下则标应读的顺序；再如青龙山石的“龍”书作“竜”，亦是日抄明证。卷二首页钤“樋口”印记、“爱岳麓藏书”①江户时代私人“爱岳麓文库”的收藏印。等印。全书首、尾还钤有“北京图书馆藏”等印，钞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收藏中国珍本，中国又收藏日抄珍本，这种海内、海外的互珍互藏，也是《园冶》成为奇书的因由之一。4.“华钞”鸥外本。为日本医学博士、文学家森鸥外（1862—1932）所藏，钤“森文库”“鸥外藏书”等印。以上钞本一个个藏印，确乎已“在历史变迁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于历史长河中 “连同自己对名迹的观赏和收藏一起凝定于方寸的二维空间之中”。难怪藏书家喜获善本或借观珍籍时，首先就抚摩、审辨这一方方朱红色甚至开始变暗的收藏印，并萌生“一印千金”之感……《园冶》在日本的传抄收藏，更有难以猜详的奇特现象。《园冶》不只是有日抄本，而且还有日绘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就藏有《园冶》图式日绘本。选绘了铺地、门窗、栏杆、漏窗诸图式，不完全按次序。小楷精美，线条工整，图案悦目，似非一人所绘。日本绘写者似不太识汉字，竟把封面书签上的“园冶”写成了“园治”，这可能系笔误，但书中多个“式”字均讹作“或”；“笔管式”三字，除了“式”仍作“或”外，“管”字作上“竹”下“臣”，就都不能以笔误来解释了。令人迷惘的是，既然不太认识中国汉字，小楷又为何写得那么优美工整？抄本又为何如此认真？就只能以崇拜《园冶》珍籍，或美感享受在过程中—“重在实现过程，重在切身体验”[2]14来解释？这类讹误颇多的抄绘本，不但证明确系日人所绘写，而且足见《园冶》中大量图式还有其美术、工艺等方面的独立价值。还值得思考的是，如此讹误的抄绘本，竟也被视作珍本，不但钤有 “帝国图书馆藏”印，而且钤有“白井光”私人藏印。还可由此推知，收藏“华钞”白井本之“白井”，即白井光太郎（1863—1932）。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也藏有《园冶栏干抄图》，这是单抄《园冶》卷二栏干的日绘本。扉页上题“园冶中之卷”“一百种内中抄写”三行，从语法结构看，是地道的日语式表达。抄图本上钤“早稻田大学图书”藏印。以上钤印、抄写、绘图，即便是依样画葫芦式的抄绘，也只有在中日文字颇有相似处的汉字文化圈内才有出现的可能。中国《园冶》在日本之被传抄收藏，既可谓风行景从，又可谓珍藏有加，真可说是“墙里开花墙外红”了。在日本，解说《园冶》者，除桥川时雄外，还有上原敬二（1884—1981），其《解说园冶》于昭和五十年（1975）由东京加岛书店出版，系据1933年大连市右文阁所印铅字排版。上原为日本造园学的创始人之一，《解说园冶》为其“造园古书丛书”十卷之十，但所录《园冶》原文，不无疏误，如《自序》末行，“崇祯辛未之杪”的“杪”误作“抄”，等等，更遑论其对《园冶》文句的准确解说了。由于汉文言文的隔阂，日本研究中国建筑史专家田中淡甚至认为，“上原敬二的《解说园冶》在词语解释方面存在严重的谬误”[15]427。这也不足为怪。无论日本专家对中国古籍误读之严重与否，都是国际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与民族性》一文中说：“当中国文化进入外国文化场时，中国文化必然经过外国文化的过滤而变形，包括误读、过度诠释等。”[16]7这是一种必然现象，要经过漫长时间的汰洗，才会渐渐消除。1986年，佐藤昌的《园冶研究》由日本造园修景协会东洋庭园研究会印行。此书以陈植《园冶注释》第一版为主要底本（这是极佳的选择，因此书“是《园冶》接受史上首次出现的注释本，起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2]60。还需追加一句：只有中国人，才有可能采用注释接受的形式）。佐藤的《园冶研究》里，日文全译占全书的绝大部分，其他内容不是很多，均属一般性的介绍，但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却是可贵的。条理性的把握、较明晰的理解，是《园冶研究》的优长。佐藤昌，1903年生，农学博士，东京农业大学教授，造园兼城市规划专家，日本造园修景协会会长。在当代日本，长崎综合科学大学李桓的研究论文《〈园冶〉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在现代造园学中的意义》，信息量大、概括性强，其引论指出：在历史上，不论国内国外，都出现过不少造园方面的书籍或论著，也不乏优秀之作，但能够集思想、艺术和技术为一体，在理论上成就较高的，没有超出《园冶》之右者。其理由在于计成不仅有高深的境界，还能将意境活用于园林造景，更能够“指挥运斤”，指导实践，最终还能够将意境与实践整理成概念与著作，这就是中国造园文化的精华为什么能够在《园冶》里高度具现的原因。[17]161此评价还较恰当。接着他又指出：“《园冶》在日本江户时代，作为重要的汉学著作而被多次进口（按，当时的贸易港为长崎），在中国成为禁书之后，仍然有更改了书名的版本运往日本，这些书籍在日本被保存，并对诸学术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7]162李桓参考佐藤昌的研究对《园冶》在日本的影响进行了梳理：日本学界早期在书刊中不同程度介绍《园冶》的，有喜多村信节、横井时冬、小泽圭次郎、大村西涯、森鸥外、冈大路、杉村勇造，等等，由此可见影响及于造园学、文学、美术、历史研究等领域。[17]161-162李桓（1962—），安徽人，撰上文时为日本长崎综合科学大学副教授。李桓2004年还曾发表《「園冶」とその著者》《翻訳と解說「園冶」の翻訳（その一）興造論》《翻訳と解說「園冶」の翻訳と解說（その一）園說》，载日本长崎综合科学大学出版物，这种翻译式的接受，在日本有较准确地普及《园冶》的功效。杨馥妃有《中国と日本の庭园比較研究：「園冶」と「作庭記」との比較を介して》，载《2001年度日本建筑学会关东支部研究报告集》，属比较文化学的范畴。《园冶》在欧美：传播·翻译·研究欧美学者对《园冶》的接受，离不开对中国园林的认识。在中国园林影响史中，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是个重要人物，他出生于瑞典，就学于英国。大约乾隆初年，他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回英后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园林的著作，《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的设计》一书中的“关于中国园林的布局”受到广泛关注，这和他的《东方园艺论》一样，对改变英国规整式园林一统天下的局面起着重要作用。他很可能受到《园冶》的影响，在“开阔思路、构建园林艺术理论方面得益于计成”[18]。具体地说，《园冶》在西方的影响，首先是从童寯先生的推介开始的。1936年，童先生的《中国园林—以江苏、浙江两省园林为主》一文以英文发表于《天下月刊》1936年第10期，在中西园林的比较中提及了计成和李渔①中译文参见童寯：《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7页。。不过局限于读者，传播范围较小。接着，其代表作《江南园林志》一书于1937年问世，开篇即高度评价了《园冶》这部开山之作：“自来造园之役，虽全局或由主人规划，而实际操作者，则为山匠梓人，不着一字，其技未传。明末计成著《园冶》一书，现身说法，独辟一蹊，为吾国造园学中唯一文献，斯艺乃赖以发扬。”[1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方的关注，说明了《园冶》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不过西方人译及《园冶》的，据1963年余树勋先生介绍：1948年②按：此处余树勋记忆有误，应为“1949年”。瑞典造园学家奥斯瓦尔德·西润（Osval d Sir en）撰成了《中国庭园》两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奥·西润在1922年、1929年、1935年三次到中国来搜集有关园林历史成就的照片和书籍。《园冶》就在他的搜罗之下传到北欧。因此在奥·西润的《中国庭园》中多次引用了《园冶》中的图式……这两册中国庭园的巨著，使欧洲人比较有系统地了解到中国园林的梗概。[20]英国的夏丽森（Alison Hardie）女士在《计成〈园冶〉在欧美的传播及影响》一文中[21]，译“西润”为“喜龙仁”，她写道，1949年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在其著作《中国园林》里，率先发表了包括“园说”“相地”等在内的《园冶》部分英译文，其中包括《园冶》中栏杆、漏明墙、门窗、铺地部分图式，使西方对《园冶》有所认识。英国园林设计师玫萁·凯瑟克（Maggie Keswick，1941—1995）通过喜龙仁了解了《园冶》，1978年出版了《中国园林：历史、艺术、建筑》，其中所载《园冶》等部分英译文扩大了《园冶》在西方的影响。1984年，夏丽森开始翻译《园冶》，用的是陈植《园冶注释》本，英译本1988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西方首次全本翻译《园冶》。译本还请玫萁·凯瑟克写了前言。夏丽森在译者序中写道：（此书是）最早的有关中国传统的园林风景的通论。它不像西方人所期望的是一本园林手册，因为它很少提到任何具体植物的名称，对种什么几乎没有任何建议，相反，它注意的是建筑，中国园林设计概念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以及选择不同的石头形成景点……他强调的是根据现存地形的自然特点，决定园林样式的重要性。他诗一般地描绘出一种气氛，鼓舞设计者创造出一个能够表达出个人情绪的园林来……他表现了强烈的个性……[22]从序中可见，译者对《园冶》总体上是把握得较准的，又体现了她对《园冶》的独特感悟。2012年，译本又由上海印刷出版发展公司印行第二版，这说明计成著作是多么符合时代和西方读者的需要！由于译者长期从事中国明清文学、艺术和园林的研究，因此对《园冶》产生的历史背景、江南地域文化等有较明晰的了解，同时，译本中不但插以精美的照片、国画，而且前有地图、后有年表，这些均有助于阅读。夏丽森，1954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获牛津大学古希腊文与拉丁文学士学位，爱丁堡大学中文学士学位，Sussex大学博士学位，进修于北京语言大学。出书时为英国利兹大学中文高级讲师。她还注意《园冶》的边缘研究，如在英国《园林历史与景观设计研究》2004年第4期发表了《汪士衡在仪征寤园》；在《中国园林》2013年第2期发表了《计成与阮大铖的关系及〈园冶〉的出版》。在2012年11月23—24日的纪念计成诞辰4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夏丽森女士从笔者所作的主旨讲演中了解到笔者要写研究《园治》的专著，回国即寄赠了英译第二版的珍贵签名本（见图2）。图2 [英]夏丽森（Al ison Har die）《园冶》译本第二版，上海印刷出版发展公司（2012）随着《园冶》英译本的面世，法籍华人著名建筑师、中国园林研究专家邱治平（Chiu Che Bing）先生对《园冶》进行法文全译。由于《园冶》的文字骈俪深奥，用典尤多，故他除了参考有关著作外，还向中国的《园冶》研究家曹汛先生请教；他对大量典故的翻译颇下功夫，希望让西方读者分享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从而更好地理解《园冶》；他熟悉中国园林特别是苏州园林，译本中插以较多有关园林景观的图版。1997年，其《园冶》法译本由法国贝桑松印刷出版社出版，获法兰西建筑学院授予的评审会特奖。2004年又印第二版。他的《江南文人园—天界的求索》由巴黎马帝尼耶出版社出版，获2011年法国“何杜忒历史书籍奖”（Prix Redouté）和2012年比利时“贝谐合文学奖”（Prix littéraire René Péchère）。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扩大了《园冶》和中国园林在西方的影响。邱治平，1955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的江阴，任教于法国巴黎拉维莱特国立高等建筑学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他主要研究中国古建园林艺术、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启蒙时代西方园林内的中国影像等。2013年，邱先生让女儿不远万里从巴黎来到苏州，把《园冶》法译本第一版签名本亲手送交笔者（见图3），这也是莫大的支持！2017年，笔者《园冶多维探析》出版。2018年，他在来电中对笔者言及，拟对《园冶》法译本作修订后再出第三版。图3 [法]邱治平（Chiu Che Bing）《园冶》译本第一版，法国巴桑松印刷出版社（1997）在纪念计成诞辰4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还有《论道〈园冶〉—〈园冶〉传统哲学思想浅析》一文，从“道”的角度论述《园冶》，认为“‘冶’乃冶炼熔造，千锤百炼的打造”[23]39，文中排出《园冶》中的二元同一论：自然与天工、小筑与大观、景与境……惜乎没有具体联系实际。不过有些见解颇深刻，如论计成：“当年的他，犹如画家凡·高，思想超越了时代，环境却不对他青睐”，“历史未让他舒展其抱负”[22]；论当今：“一成不变，守残抱缺是没有出路的，简单抄袭西方，会出现伪殖民主义完全覆盖我们家园的现象”[23]45。此文作者赵光辉，为美籍华人，教授，美国GZ概念设计公司总裁、CAM设计团队总监等。据统计，西方还有意大利的Paolillo Maurizio，2002年、2003年发表有关《园冶》的论文两篇；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Zhen Cao，2004年发表有关《园冶》的硕士论文一篇……西方研究生学位论文以《园冶》为研究对象，也是《园冶》在海外出现的新现象，标志着海外《园冶》研究的深入。还应特别指出的是，2019年发现了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所属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藏有八十余年前英文选译打印本《园冶》，为广东赴美留学的Yü Sen（余森？）所译，选译了“掇山”“选石”“借景”及“自识”几部分。译于1934年6月，为西方最早出现的外文译本。书后还附有美籍华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今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Alfred Kaiming Chiu）1949年12月9日答复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McNamara咨询关于此选译本的信，信中提供的信息为：计成的《园冶》出版于1634年；此本译自中国营造学社1933年的现代版中式线装书《园冶》，为已故的Yü Sen从中选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营造本”出版于1933年，第二年就被部分译为英文，可见在西方反应之迅速，且时间上与明版第一版《园冶》（1634）的问世，恰好相距整整三百年。该本在《园冶》西方流传史上有着开先河的重要意义。《园冶》在澳、韩、新：探索·析读·创新澳大利亚的冯仕达（Stanislaus Fun g）教授，从新方法论入手研究《园冶》，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新认识。首篇《解读〈园冶〉的跨学科前景》，发表于英国《园林历史与景观设计研究》1998年3期，带有宣言的性质。“跨学科”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研究方法，钱学森先生等就著有《迎接交叉学科的时代》一书[24]。21世纪以来，冯先生又发表了《自我、景致与行动：〈园冶〉借景篇》《谋与变：〈园冶〉屋宇篇文句结构及论题刍议》《动与静—〈园冶〉园说篇文句结构及论题刍议》等，这都离不开跨学科的探究。其中《动与静—〈园冶〉园说篇文句结构及论题刍议》初稿曾发于2004年美国洛杉矶Getty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将西方接受美学之“暗含的读者”①最初由伊瑟尔提出，译作“暗隐的读者”，参见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68页。，移植为造园学之“暗含的主体”等。笔者曾评道：确乎如此，《园冶·借景》中“‘暗含的主体’很难确定其是园林设计师，还是园主或‘访客’，所以这个‘他’具有模糊的、不确定的身份……计成在设计、利用或品赏借景时，其身份角色可以不断地转换，《园冶》全书较多章节往往如此，除‘借景’外，还有‘园说’‘相地’等……其身份角色时时可以转换，甚至更多地可以假定为文人园主们沉浸于遐想，神与物游……”[2]14冯仕达这一涉足交叉领域所创获的成果，证明了科学学家贝弗里奇所说：“移植是科学发展的一种主要方法……而应用于新领域时，往往有助于促成进一步的发现。”[25]冯先生的移植，还有“暗含的论题”“招式”“音节”等。此外，概念的新释，如把“借景”诠释为“一种游走性思维”，它把“此彼远近……外景内心贯穿起来，体验其中而不自知”[2]72。总的来说，“其论文注重对文本的结构分析，具体操作是将章节解构为较小的阅读单位—句群，还特别注重某些细节……”[2]72冯仕达（1961—），中国香港人，长期任教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系，同时为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客座教授。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哈佛的Yü Sen选译《园冶》打印本就是他发现后将电子文档本从哈佛寄来苏州的。西方血统荷兰籍的崴比·奎台特，系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国际日本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其《塑造我们的环境：〈园冶〉》一文认为，“《园冶》是一本造园哲学专著”[26]296。该文写道：标题“园冶”是全书的线索，它教会我们如何将周围的自然融炼成园林。“园”具有广泛的含义，它是人们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的一种空间……涉及了所有人类文明可见的各种场所营造，也涵盖了城市规划。从这个角度阅读《园冶》中的理论是永恒和普适的。[26]296这是实事求是之评。他另有《借景：中国〈园冶〉（1634）理论与17世纪日本造园实践》一文，属于比较文化学的范畴。新加坡的康格温（Kang Ger-Wen）所著《〈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以下简称《〈园冶〉与时尚》）（见图4），为海外唯一以《园冶》为中心，既作深度开掘、更作广度引申而饶有新意的学术专著。全书结构完整，材料翔实，视野广阔，事理兼顾，饶有可读性。其前言开宗明义：“《园冶》一书为中国首部园林建筑专书，代表了明代叠山建园的造园艺术顶峰。”[27]1他以此语率领和辐射全书。第一章中，对于《园冶》撰写的主体意识，他归纳为“宜”“时”“雅”三字，并联系《园冶》的内文列表进行概括[27]64-68，颇有卓见。“非关阴阳堪舆”一节，他查遍有关的建筑堪舆书后指出：“在一片偏信风水的建筑思潮中，《园冶》独排众议”，“明确风水学不应是建园的指导原则，唯重……自然环境与人的有机互动才是其根本”。[27]80又列举《园冶》中有关栽种、营造的名言警句并不符合堪舆风水的清规戒律，多方确证了计成“非拘宅相”“何关八宅”的立场，可谓事实胜于雄辩，比起硬把所谓“相地设计密码（风水）”塞进《园冶》的某些著作来，相去何啻几由旬！第二章，考证《园冶》的版本，作者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精神可嘉！但探究《园冶》三百年来是否近于失传的原因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而证明阮大铖及其有关的作品在清代依然流传，也没有分清主流与民间、官方与地下、海内与海外、作者其人与作品其艺等的界限以及时段上的划分，故而概念模糊，判断多舛。其次，比勘《园冶》的版本，不应遴选未经认真校勘的图说本，也不应以内阁本为评判的绝对标准。笔者《园冶多维探析》中所列的《〈园冶〉十个版本比勘一览表》[13]572-584，图说本就没有入选，而首选作为底本的“内阁本”，讹误也有数十处之多，可见善本也有校勘之必要，并非唯一标准。图4 [新] 康格温（Kang Ger-Wen）《〈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海外中国学丛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三、四、五章论明代文人叠山师及其地位，从《园冶》看明代文人园林及文人的园林生活，特别是筑园风尚与消费活动、品位展示、园林产业、文化经济，这类在社会学、经济学视角下对园林内外互动所作的细致研究，更是学界极少涉足的新领域，给读者以新的满足。总之，《〈园冶〉与时尚》之不足，仅仅是白璧微瑕，其不愧为海外“园冶学”中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可喜可读的优秀著作！康格温，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汉学）历史系博士，曾多次获奖，现为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主任。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该书还是第一批“海外中国学丛书”之一。此丛书的编委，分别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美国普林顿斯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的李焯然先生在《丛书总序》里写道：“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潮流的冲击，学术界近年兴起‘中国学’的研究……‘中国学’是在‘汉学’式微以后在学术界日渐受到重视的领域……举凡与中国有关的课题，纵及古今，横跨中外，都可以是中国学的范围。”[27]2以《〈园冶〉与时尚》为代表的“海外园冶学”，正是“海外中国学”的一个典型，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尾声乐黛云教授在《文化对话与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多元文化论承认各种文化的不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但并不认为这些不同在本质上不能相通。正因为有相通之处，才有可能通过对话来相互理解和沟通，从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取、促进和利用的目的，也才有可能以他种文化为镜，更好地认识自己。[16]119在这种世界性多元文化互鉴互动、互资互补的过程中，《园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影响久远的文化沟通作用，特别是在园林建筑、生态文明等方面，借用《园冶》的文学语言来概括，是“泉流石注，互相借资”[13]462，“一鉴能为，千秋不朽”[13]496。乐黛云教授还进一步指出：18世纪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罗克风格之后的洛可可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园林时代”……从此，中国文化深深地渗入了欧洲文明，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不可否认，与此同时也正发展着一种否定排斥中国文化的潜流……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述实在是意识形态性的强求同一，不能同一就斥为异端……有意思的是……正当黑格尔把中国抛在历史进程之外时，大诗人歌德却在1827年前后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言论……大声疾呼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十分宝贵、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德国人应向中国人靠拢并努力去理解中国文化。正是中国文学激发了他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歌德是第一个预见到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和世界性的作家……事实上，一个研究中国的高潮正在掀起。[16]121-123，126，128歌德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和推重，总体上也应包括中国园林以及《园冶》文化在内。乐黛云教授所说的“一个研究中国的高潮正在掀起”，这一建立在规律性基础上的预言，也应包括“海外中国学”在内。不妨重温歌德一番意味深长的描叙：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28]两个世纪前，歌德就以其亲切友善的散文笔致把中国园林化了，描绘了一幅带有理想化的美好图景：这里，鱼鸟活泼，绿树成荫，堂轩如画，情文从雅，一切都明丽纯洁，人与大自然相融相亲，道德是这里的主题和统调……而这些，在计成的《园冶》里几乎均可找到诗意的语言表达。二三百年来，一代代人们对《园冶》的珍藏、传抄、解说、传播、翻译、研究、探索、析读、引申……使各国靠得更近了！ 包括“海外园冶学”在内的“海外中国学”，可说是其间维系的纽带，而令人憧憬的愿景，则是歌德所期盼的“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参考文献：[1] 胡道静.中国古代典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 金学智.园冶多维探析（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3] 梁洁.《园冶》若干明刻本与日抄本辨析[J].中国出版，2016（11）：65-68.[4] 韦雨涓.造园奇书《园冶》的出版及版本源流考[J].中国出版，2014（5）：62-64.[5]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6] 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天启七年）[M]//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王徵著译选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6.[7] 陈植.陈植造园文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73-77.[8] 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9，24.[9] 陈植.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10]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43.[11] 陶冠群.金学智：热望更多人能读懂《园冶》[J].人文园林，2018（2）：60-65.[12] 桥川时雄.《园冶》：桥川时雄解说[M].东京：渡辺书店，1970.[13] 金学智.园冶多维探析（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14] 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1100.[15] 周宏俊，周详，俞莉娜.《园冶》在日本[M]//计成.园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16]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7] 李桓. 《园冶》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在现代造园学中的意义[M]//张薇，杨锐，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等.《园冶》论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18] 邱治平.从计成到威廉·钱伯斯：在《园冶》的视野下重读《设计》和《东方园艺论》[M]//张薇，杨锐，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等.《园冶》论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25-31.[19] 童寯.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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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qikandaodu/2021/0208/5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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