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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亭流芳：中国古典园林海外传播的文化学概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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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1 基于华夷之分的汉文化圈层 图2 日本宽政七年(1795年)的《园冶》手抄本(引自 表1 17—18世纪中国园林风格外传欧洲的文化飘积路径 传播线路 传播者 传
图1 基于华夷之分的汉文化圈层
图2 日本宽政七年(1795年)的《园冶》手抄本(引自
表1 17—18世纪中国园林风格外传欧洲的文化飘积路径 传播线路 传播者 传播载体 传播内容 主要受众 传播效能宗教路径 中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长期驻华的传教士以书信、插画为代表的知识长时间亲身体验的中国园林意趣、植物标本和种子宗教圈人士 一般世俗路径 中国-日本-荷兰-英国商人、旅行者、外交家以陶瓷、丝绸等为代表的商品和实物商品中的园林图案、短期园林体验、植物标本和实体权贵阶层 非常高
2.1 臆想园亭：变异的中国构筑
17世纪开始，欧洲园林中表现崇高和壮美的古典美学法则的法国规整式园林(Formal Garden)盛极一时而逐渐衰微，此时跨洋而来的中国艺术风格正好填补了欧洲造园时尚的空缺。自1685年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的《论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 the Garden of Epicurus)起，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威廉·哈夫彭尼(William Halfpenny)、爱德华和达利(Edwards and Darly)、欧文·查尔斯(Over Charles)、费舍·冯·埃尔拉赫(Fischer von Erlach)、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等⑤先后对中国庭园进行了介绍，其中以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论著⑥最为经典。在论著谈及之外，大量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景观出现于欧洲各国的庭园中，如英国的斯陀园(Stowe Garden)和邱园(Kew Garden)，法国的小特里阿农花园(Petit Trianon Garden)、蒙梭花园(Monceau Garden)、蒙维勒园林(Monville Garded)、德国的魏玛公园(Weimar)和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瑞典的海迦花园(Haga Garden)等园林中都点缀着亭、塔、庙、桥、假山、岩洞、悬岩、陶瓷花瓶、游船等被视为具有中国风情的装饰物，并且布局上多少呈现出自然式的倾向(图3)。
然而，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庭园的中国艺术风格就如曾经流行过哥特式元素一样，只是一种浪漫想象的折衷主义。所谓的“中国园亭”并非是系统性的师法中国，而是由一些印度、日本、中国的园林构筑物对东方异域景观的局部模拟和借用[20]。正如从未到过中国的坦普尔转引中国表达贵曲美学的“Sharawadgi”一词难溯其源一样[21]，又如阿道夫·利奇温(Adolf Reichwein)认为中式屋顶起源于蒙古的拱形帐幕之说[22]，欧洲对中国园林多有误解和错用。即使是在中国沿海停留过3次的钱伯斯，也道听途说地对中国园林进行了“愉悦之景”(pleasing scene)、“恐惧之景”(horrid scene)和“迷情之景”(enchanted scene)的风格划分[23]。通过陶瓷图案和插画，原生中国园林可以在欧洲造园家和观游者中得到视觉呈现，但由于文化差异难以读懂其中的诗情和画韵，因而最终的造园结果是一种以三维空间模仿二维园林图画的舞台布景和构图，关联真实但需要想象。远离了原生审美和匠作体系的中国园亭出现在欧洲园林中，必然具有戏剧性的吸引力，尽管它们形式怪诞、比例失调且结构脆弱(图4)。
图3 18世纪德国的无忧宫龙屋[19]
图4 18世纪法国的中国风插画[19]
2.2 倾靡花木：祛魅的东方植物
“在英国，许多传统的中国园林植物备受青睐，以致我们完全忘了它们的中国血统，并逐渐将它视为己出”[24]。欧洲的“中国热”风潮中，中国植物同样流行于欧洲庭园中，但由于生物物种的特殊性，中国植物并未如中国园亭这类人工构筑物一般因意匠差异而失真，而是潜移默化地融入欧洲庭园。
在早期，中国观赏植物传入欧洲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绘制植物画、采集的标本和种子，如巴黎目前仍保存着由汤执中(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和韩国英绘制的数百份植物图和采集的植物种子，如欧洲庭园中盛开的绣线菊(Spiraea salicifolia)、荷包牡丹(Dicentra spectabilis)、苏铁(Cycas revoluta)、角蒿(Incarvilea sinensis)、翠菊(Calllistephus chinensis)即是当时传入[24]；随着“中国热”的兴起，欧洲庭园对中国植物的强烈需求使之成为一种商业行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托马斯·埃文斯(Thomas Evans)等植物学家、商人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植物大量引入欧洲，并发明了沃德箱(wardian case)⑦用以活体植物远洋航运，其采集范围也由最初中国城市的栽培花卉扩展至西南原始森林的野生植物，仅威尔逊的5次中国之行，就将1 593种植物引入欧洲[25]。相对中国园亭在欧洲庭园中的文化象征性，同样处于欧洲庭园的中国植物则呈现为文化的祛魅(Disenchantment)⑧。玉兰、牡丹、菊花、蜡梅、茶花、杜鹃等原本具有中国意趣的植物在园艺师的培育下，迅速与原生地的象征和寓意脱离关联，成为纯粹的观赏植物。由于中国植物在杂交培育和艺术表现上的潜力，欧洲庭园的营造不断创新，如英国邱园将引入驯化的中国高山植物和叠山技艺融合，在原有墙园(Wall Garden)的基础上发展为岩石园(Rock Garden)的形式创新。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qikandaodu/2021/0204/5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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