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亭流芳：中国古典园林海外传播的文化学概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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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5]罗桂环，徐克学.从“中央花园”到“园林之母”西方学者的中国感叹[J].生命世界，2004(3)：20-31. [26]沈国抚，郁乃尧，周异安.明轩：在纽约的苏州庭园

[25]罗桂环，徐克学.从“中央花园”到“园林之母”西方学者的中国感叹[J].生命世界，2004(3)：20-31.

[26]沈国抚，郁乃尧，周异安.明轩：在纽约的苏州庭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1.

[27]章捷.中国江南园林的再现：谈梦湖园规划设计[J].时代建筑，1996(4)：61-63.

[28]谢爱华.海外最大苏州园林“流芳园”规划设计回顾[J].中国园林，2009，25(3)：40-44.

[29]张慰人.美国佛罗里达州“锦绣中华”之苏州苑[J].中国园林，1994，10(4)：25-27.

中国古典园林是农耕文明背景下华夏先哲对自然风景构成规律的模拟和再创造。从萌芽到成熟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隔离性和人文环境的封闭性，“超稳定”①社会环境下的中国古典园林主要依赖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生动力来实现自我完善和演化，却在不同历史阶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域外园林的生成和发展[1]。对于中国古典园林这种“墙外香”的文化输出现象，诸多专家和研究者进行了个案剖析和阶段解读，涉及历史图景[2-3]、景观类型[4-5]、交流过程[6-8]和影响评价[9-14]等方面。然而，中国古典园林海外传播的发生学演进是一个域内外互动的动态流变，不同历史阶段文化驳接的景观类型和文化生态系统虽有因果关联，却各有机缘而异彩纷呈。因而，本文试图对比3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古典园林“因何发生、如何扩散、有何结果”的海外传播演绎，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探索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外传的传播方式和典型模式。1 礼传诸野：域外亚文化圈的文化涵化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是异质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原生文化变迁，文化生态系统中原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生态位差决定着文化涵化的动能和方向。农耕时代的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是就近扩张的地缘辐射，由于华夷之分具有“差序格局”②的特征(图1)，因而汉文化圈中的华夏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处于圈层中心，并且逐层地向地方、附属国扩散，最后至蛮夷区域消减。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属于汉文化亚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其园林文化基于同源性规律在核心圈层园林文化波动时产生文化涵化是常态。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中国古典园林在域外亚文化圈的文化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示范－认同模式”(exemplary-identity model)，即通过中国古典园林作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强大示范力量，同化周边亚文化圈园林形式并且形成标准化的园林范式。因而，在中国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汉文化影响下，汉文化亚文化圈古代园林的价值伦理、审美意趣、造园法理和匠作技艺都呈现出与“天朝上国”的兼容并蓄，其文化涵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其一是摹形取意的师法中国，即优势园林因子的神形摹写。如中南半岛顺化静心湖、日本醍醐寺三宝院、朝鲜半岛的雁鸭池和景福宫等对中国古典园林经典“一池三山”的范式模仿，又如韩国首尔武夷精舍园林、庆州玉山精舍园林等文人“九曲园林”对福建武夷山九曲溪和朱熹《九曲棹歌》的意象借鉴[15]，再如日本博多八景、晋江八景、金泽八景等地方集成名胜在形制上对中国“潇湘八景”的系统照搬[16]；其二是于世争新的心师造化，即基于自身禀赋的在地创造。如日本室町时代禅、茶之道的枯山水写意，又如朝鲜王朝以景观构筑介入自然风景的“楼亭苑”风貌创新[17]，再如中南半岛越南、泰国、缅甸等汉文化亚文化圈园林建筑因气候差异而“重檐叠屋”的形式更新；其三是时空异步的师学流变，即由文化扩散的映射与反射。中国古典园林在域外亚文化圈“礼传诸野”的文化传播大致是涟漪状的扩散和延伸，但受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王朝更迭或政治变迁的影响，总会产生时空异步的断层与跳跃。如中国古典园林“形、情、理、神、意”的五境在日本呈现的是“形、理、情神”三境[18]。同时，由于演进的时空代差，域外亚文化圈的园林又是中国古典园林意匠的备份，当中国域内盛世诸园难敌世事沧桑而荒废时，亦可以通过“礼失求诸野”的文化反哺来重温。如日本“寝殿造”形制和《作庭记》论著等对中国唐风的继承，又如清代失传的《园冶》由日本回传中国的逸事(图2)。2 东风西渐：欧洲“中国热”的文化漂积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远洋活动促进了亚、欧两洲间的海外贸易，同时也带来复杂而又矛盾的跨洲文化交流。17—18世纪，在文艺复兴余晖和工业革命曙光的笼罩下，中国陶瓷、丝织品、漆器、屏风等东方贵重商品深受欧洲上层贵族的追捧，而商人、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对东方之行③的描述更是让欧洲对远东中国的异域风情心向神往，“中国艺术风格”(Chinoiserie)在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大行其道，间接影响了法国洛可可风格(Rococo)、英国自然风景园(Landscape Garden)和绘画式园林(Picturesque Garden)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期欧洲园林“中国热”的文化传播并非是中国园林在亚洲扩散的地缘同化，而是一种跨域文化漂积④的单向传播，受制于诸多外因的力学影响(表1)。按照埃莉诺·冯·埃德伯格(Eleanor Von Erdberg)的说法，“中国热”期间中国园林在欧洲的演进主要分为早期异国情调、中期怪诞风格、后期本土模仿3个阶段[19]。实质上，这个时期中国园林的东风西渐其主导权在于西方，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园林具有折衷主义特征，并非全方位引入中国造园意匠，而是局部因素的借用，造园要素较之于原型形貌失真且内涵消解，却迎合了其时的审美意趣。图1 基于华夷之分的汉文化圈层图2 日本宽政七年(1795年)的《园冶》手抄本(引自表1 17—18世纪中国园林风格外传欧洲的文化飘积路径 传播线路 传播者 传播载体 传播内容 主要受众 传播效能宗教路径 中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长期驻华的传教士以书信、插画为代表的知识长时间亲身体验的中国园林意趣、植物标本和种子宗教圈人士 一般世俗路径 中国-日本-荷兰-英国商人、旅行者、外交家以陶瓷、丝绸等为代表的商品和实物商品中的园林图案、短期园林体验、植物标本和实体权贵阶层 非常高2.1 臆想园亭：变异的中国构筑17世纪开始，欧洲园林中表现崇高和壮美的古典美学法则的法国规整式园林(Formal Garden)盛极一时而逐渐衰微，此时跨洋而来的中国艺术风格正好填补了欧洲造园时尚的空缺。自1685年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的《论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 the Garden of Epicurus)起，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威廉·哈夫彭尼(William Halfpenny)、爱德华和达利(Edwards and Darly)、欧文·查尔斯(Over Charles)、费舍·冯·埃尔拉赫(Fischer von Erlach)、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等⑤先后对中国庭园进行了介绍，其中以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论著⑥最为经典。在论著谈及之外，大量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景观出现于欧洲各国的庭园中，如英国的斯陀园(Stowe Garden)和邱园(Kew Garden)，法国的小特里阿农花园(Petit Trianon Garden)、蒙梭花园(Monceau Garden)、蒙维勒园林(Monville Garded)、德国的魏玛公园(Weimar)和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瑞典的海迦花园(Haga Garden)等园林中都点缀着亭、塔、庙、桥、假山、岩洞、悬岩、陶瓷花瓶、游船等被视为具有中国风情的装饰物，并且布局上多少呈现出自然式的倾向(图3)。然而，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庭园的中国艺术风格就如曾经流行过哥特式元素一样，只是一种浪漫想象的折衷主义。所谓的“中国园亭”并非是系统性的师法中国，而是由一些印度、日本、中国的园林构筑物对东方异域景观的局部模拟和借用[20]。正如从未到过中国的坦普尔转引中国表达贵曲美学的“Sharawadgi”一词难溯其源一样[21]，又如阿道夫·利奇温(Adolf Reichwein)认为中式屋顶起源于蒙古的拱形帐幕之说[22]，欧洲对中国园林多有误解和错用。即使是在中国沿海停留过3次的钱伯斯，也道听途说地对中国园林进行了“愉悦之景”(pleasing scene)、“恐惧之景”(horrid scene)和“迷情之景”(enchanted scene)的风格划分[23]。通过陶瓷图案和插画，原生中国园林可以在欧洲造园家和观游者中得到视觉呈现，但由于文化差异难以读懂其中的诗情和画韵，因而最终的造园结果是一种以三维空间模仿二维园林图画的舞台布景和构图，关联真实但需要想象。远离了原生审美和匠作体系的中国园亭出现在欧洲园林中，必然具有戏剧性的吸引力，尽管它们形式怪诞、比例失调且结构脆弱(图4)。图3 18世纪德国的无忧宫龙屋[19]图4 18世纪法国的中国风插画[19]2.2 倾靡花木：祛魅的东方植物“在英国，许多传统的中国园林植物备受青睐，以致我们完全忘了它们的中国血统，并逐渐将它视为己出”[24]。欧洲的“中国热”风潮中，中国植物同样流行于欧洲庭园中，但由于生物物种的特殊性，中国植物并未如中国园亭这类人工构筑物一般因意匠差异而失真，而是潜移默化地融入欧洲庭园。在早期，中国观赏植物传入欧洲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绘制植物画、采集的标本和种子，如巴黎目前仍保存着由汤执中(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和韩国英绘制的数百份植物图和采集的植物种子，如欧洲庭园中盛开的绣线菊(Spiraea salicifolia)、荷包牡丹(Dicentra spectabilis)、苏铁(Cycas revoluta)、角蒿(Incarvilea sinensis)、翠菊(Calllistephus chinensis)即是当时传入[24]；随着“中国热”的兴起，欧洲庭园对中国植物的强烈需求使之成为一种商业行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托马斯·埃文斯(Thomas Evans)等植物学家、商人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植物大量引入欧洲，并发明了沃德箱(wardian case)⑦用以活体植物远洋航运，其采集范围也由最初中国城市的栽培花卉扩展至西南原始森林的野生植物，仅威尔逊的5次中国之行，就将1 593种植物引入欧洲[25]。相对中国园亭在欧洲庭园中的文化象征性，同样处于欧洲庭园的中国植物则呈现为文化的祛魅(Disenchantment)⑧。玉兰、牡丹、菊花、蜡梅、茶花、杜鹃等原本具有中国意趣的植物在园艺师的培育下，迅速与原生地的象征和寓意脱离关联，成为纯粹的观赏植物。由于中国植物在杂交培育和艺术表现上的潜力，欧洲庭园的营造不断创新，如英国邱园将引入驯化的中国高山植物和叠山技艺融合，在原有墙园(Wall Garden)的基础上发展为岩石园(Rock Garden)的形式创新。3 远程在场：全球化趋势下的跨文化移植文化物种的演进总是与内外部环境的变迁相适应。自工业革命开始，欧美现代科学的西风渐起，尽管在欧美学者的论著中中国园林类型作为地域性景观仍然不断被提及，但是中国园林在海外影响逐渐衰微。跨入20世纪，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深度博弈下中国园林亦不可避免地席卷其中，参与到时空压缩的文化竞争与协同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起，中国古典园林作为国际关系的晴雨表再次出现在海外各国庭园中。相对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风潮下的欧洲中国园林的流变，这个时期中国园林的海外传播的主导权则主要在于东方。来自于中国的设计者、工匠和造园材料在亚、非、欧、美等域外地区营造出近百座具有中国意趣的古典园林，其辐射范围、营造动机、造园要素、营作方式和利益相关者等因素在全球化变迁中不断蜕变，并且在复制、模仿、嫁接和重构的跨文化移植之下呈现出远程在场的适应性特征(表2) 纪念园和博览园：家国意象的场所锚固古典园林具有锚固历史与地域的天然属性。在全球化下现代景观风格的泛滥使得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边界越来越难以区分，以至于现代中式园林在海外常被视为日本园林。在欧洲“中国热”的风潮褪去近200年之后的海外中国古典园林呈现，其形式和意象的生成逻辑在于重构认同和标榜地域，其类型主要以园艺博览会展示园、纪念公园和私园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外造园初期，海外视野中的中国园亭形象以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轩(1980年)、德国慕尼黑园艺展览会的芳华园(1983年)、英国利物浦园博会的燕秀园(1984年)、加拿大温哥华中山公园中的逸园(1986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帼园(1985年)等为代表，其类型以展示园为主(图5～7)。相对于“中国热”时期欧洲庭园中变异的中国园亭，这个阶段的海外中国园林造园不管是形制、用材和工艺皆因循传统，故山水丘壑兼具、诗情画意成趣，从而屡获嘉奖，并且游人如织。如为展出中国明代藏品而营造的明轩，即以苏州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先建等比实样，再原样复制，端方小院中山池花木疏朗相宜，观者身临其境，古意悠然(图2)。这种仿古策略逐渐成为一种标准范式，如纽约惜春园(1989年)、日本同乐园(1990年)、德国瑞华园(2003年)、英国爱苏园(2011年)等园艺博览会中的中国园林皆有沿袭。“编新不如述古”⑨。中国海外园林以历史经典为蓝本的形象复制并非偶然，在整体移植的明轩之外，又有燕秀园对北海静心斋沁泉廊和枕峦亭的模仿，以及芳华园对番禺何氏宗祠砖雕花窗的借用。这种旧物新用的原因，虽有人文沉淀和技艺传承沿袭的事倍功半，但更多是异域文化竞争中代表性构筑物对中国形象的标识和展示，以及凝聚海外认同、慰藉华人乡思的现实需要，如逸园华枫堂楹联“霜叶流丹思夏土，名园分翠到西洲”所映射的心理诉求。图5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轩平面[5]图6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轩中庭[5]图7 1980年出版的明轩读本[26]3.2 友好捐赠园：园林外交的跨域链接文化景观是客观世界的物化，并与地域环境和主体行为同构。在20世纪末由两极格局演化为多极共存的国际大趋势下，中国与世界互动亦从国家层面的宏观外交转化为地方、机构的全面接触，通过缔结友好城市(Twin Cities)，或是民间机构互动的方式向对方整体或部分捐赠园林成为一种外交惯例，其风格仍以江南园林为主。从时空分布上看，以日、德、美三国的园林外交最为频繁，基本上占据友好城市园林捐赠总数的一半，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外交格局和重心(图8)。友好园作为促进中外交流的中介之物，链接彼此的文化寓意显而易见，如兰苏园(2000)之名即是基于苏州和美国波特兰市两地的友好见证。但相对于园艺会参展园中中国形象的象征性而言，友好捐赠园面向当地市民的功能需求使其往往具有因地制宜的实用性。事实上，由于在气候和物种、功能和定位、法律和规范、意趣和审美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一个成功的捐赠园总是跨越文化障碍，利用所有有利因素的在地集成[6]。在澳大利亚悉尼谊园(1988)、新西兰但尼丁兰园(2008)、德国鲁尔大学潜园(1990)等32个友好捐赠园中可以发现中国园林意匠和当地环境与当代技术的跨域链接，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园林营造的中外协作，一般由中文负责规划设计和古建主体施工，外方设计协作和基础设施部分施工，如2008年建成的洛杉矶流芳园一期项目(图9)；其二是造园要素的统筹嫁接，如美国纽约寄兴园(1998)中的中国构件、山石和当地植物的材料统筹；同时还涉及园林构筑的物理性能提升，如流芳园钢木组合的抗震结构优化(图10)，加拿大蒙特利尔梦湖园(1991)施工中的盖瓦加厚加固的抗震处理、柔性薄膜铺地的生物净化工序[27]。此外，还有考虑当地游客体验的无障碍通行设计，以及室内暗设地暖的舒适性考虑等[28]。当然，中国古典园林这种异域嫁接的营造模式也并非万全之策，维持中国园林风貌的原真性和关注捐赠园所在地要求、需求之间常常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的矛盾冲突，难以两者兼顾 文化创意园：文化场景的空间消费文化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随着后工业社会创意经济的兴起，以资本为主导的空间生产和消费盛行于全球。现代物流和技术使历史景观要素和场景得以大规模复制，在满足消费者怀旧和猎奇心理的商业需求驱动下，以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为主题的空间消费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时新的文创模式，如荷兰鹿特丹市马斯河游船上的海洋乐园(1985)、日本的登别市天华园(1992)等文化体验项目。表2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古典园林的海外传播模式类型 造园动机 营造方式 主要受众 存续时间 园林风格纪念园和博览园 家国意象标识 经典复制和模仿 华人、专家和游客 短期与长期兼有 江南园林、北方园林、岭南园林、巴渝园林、荆楚园林友好捐赠园 园林外交途径 因地制宜的在地嫁接 捐赠地市民 长期存续文化创意园 商业赢利模式 历史要素组合重构 收费游客 根据运营状况存续在中国园林的跨文化移植过程中，在满足观赏、娱乐、集会、购物和餐饮等常规商业功能的同时，中国古典园林的引入有利于实现文化附加价值，从而形成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的商业循环，其场景塑造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一是指向于空间生产的历史经典借用。在文化产品竞争中，与日常生活反差大的空间场景往往能够提供更大的消费快感，现代技术下怀旧性、异域性的主题场景制造往往能产生超越真实的拟象空间⑩。如美国凤凰城中国花园(1997)将苏、杭、润等江南五城的沧浪亭、笠亭、三潭印月、小瀛洲、棂星门、天下第一泉等标志性景观云集于一地，通过借景、对景、框景的空间布景形成戏剧性的关联。其二是指向于消费的空间舒适性提升。如美国佛罗里达州锦绣中华苏州苑(1993)和德国佛德堡市大实中国中心(1995)作为主题性商业综合体，虽在意象和匠作上沿袭中国园林营造传统，但功能分区、空间流线、设施设备和管理维护等方面实质是按当代建筑法规和商业经营惯例设置[30]。其三是指向于再生产的文化浸润和渲染。如法国圣雷米·奥诺雷市(St Remy L'Honore)的怡黎园通过新增中国植物园、组织节庆活动来扩大消费范围和体验深度的做法。无疑，空间拟象的商业运营使中国园林文化更具有活力，但文创类的海外中国园林与迪士尼等主题性公园的场景生产与体验仍差距甚远，难以实现空间再生产的商业推广。图8 映射中国外交趋向的海外友好园时空分布图9 美国洛杉矶流芳园[28]图10 钢木组合的结构改良[28]图11 美国洛杉矶流芳园[29]4 结语在当前欧美文化处于优势生态位的全球化文化生态系统中，时空场域的变迁消解了中国古典园林的传统园居生活意趣，而超越经典的内生动力和需求又尚且不足，因而在西风东渐背景下国内景观营造正面临着僵化、曲解、断层的尴尬困境。然而，反观海外的中国园林，却并非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暮年气象，而是在文化协同、竞争的融合和矛盾中不断推陈出新。从地域扩散至跨域漂积，再至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移植，中国古典园林在海外的时空演进中总被赋予新的形式和意义。事实上，随着中国文化的全球性复兴，近年来海外中国古典园林的外生性需求反过来带动着中国古典园林造园的国际竞争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造园技艺的传承和技术创新，同时亦带来异质性的文化冲突，这种全球化的文化互动和变革实质是中国古典园林持续演进的外生动力。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注释：① 中国台湾学者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以此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延续2 000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宏观结构变迁。② “差序格局”一词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自己为中心的人际格局描述，主要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③ 13—18世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主要有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使节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约翰·尼霍夫(John Nieuhoff)，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约翰·诺伊霍夫(Johann Neuhoff)、马国贤(Matteo Ripa)、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④ 飘漂积理论(Drifts Theory)原指自然界中植物种子的传播受风力、水力、重力等自然力的影响，在文化生态学上表现为战争、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形成的传播通道对文化传播的作用力。⑤ 王致诚的论述收录于1747年出版的《传教士书简》(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其他论著为1725年埃尔拉赫的《建筑简史》(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Architektur)、1754年查尔斯的《哥特式、中式和现代风格的装饰性建筑》(Ornam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Gothic, Chinese and Modern Taste)、1750和1752年哈夫彭尼的《中国式庙宇新设计》(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和《装饰得体的中国式与哥特式建筑》(Chinese and Gothic Architecture Properly Ornamented)，1754年爱德华和达利的《一本旨在提高当下品位的中国设计新书》(A New Book of Chinese Design Calculated to Improve the Present Taste)等。⑥ 钱伯斯的著作中涉及中国园林的主要有4部，分别是1757年的《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Of the Art of Laying Out Gardens among the Chinese)、1759年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and Utensils)、1763年的《苏利丘园的花园与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和透视图集》(Plans, Elevations,Sections,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 at Kew in Surry)、1772年的《东方庭院论》(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还有1782年韩国英的《论愉情悦性的中国园林》(Essai sur les jardins de plaisance des Chinois)。⑦ 沃德箱，即生物育养箱。1830年由英国医生纳撒尼尔·沃德(Nathaniel Ward)发明，是一个密闭的玻璃容器，植物在沃德箱里可以长时间存活。⑧ “祛魅”一词源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世界的祛魅”，是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⑨ “编新不如述古”为陈从周先生对明轩营造的构想，其目的是为了缩短设计周期，迅速形成各方共识。⑩ “拟象”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认为：“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参考文献：[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4.[2]翟炼.改革开放后中国园林跨文化传播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6：23-67.[3]朱伟.近三十年来海外中国传统园林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2：13-16.[4]甘伟民，王泽民.文化使节：中国园林在海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13-239.[5]刘少宗.中国园林设计优秀作品集锦(海外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97-208.[6]周明.文化艺术品的可译性：在国外建造中国园林的困难和挑战[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48-102.[7]刘庭风.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施工与移建：汉普敦皇宫园林展超银奖实录[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4-127.[8]李晓丹，王其亨.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J].新建筑，2006(3)：122-123.[9]Murck W.A Chinese Garden Court:The Astor Cour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J].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981(3):2.[10]Brash Chinese Garden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Cultivating the Past[J].Asianetwork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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