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苗族研究文献代表性作品简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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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杨庭硕教授的指导，以及课题组成员王晓梅、陈芳等老师的资料翻译帮助等，特此鸣谢！) [1] 鳥居龍藏.『苗族調査報告』.東京帝国大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杨庭硕教授的指导，以及课题组成员王晓梅、陈芳等老师的资料翻译帮助等，特此鸣谢！)

[1] 鳥居龍藏.『苗族調査報告』.東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類学教室編.東京帝国大学,1907.鳥居龍蔵.1926.人類学上より見たる西南支那.東京:富山房.

[2] 全京秀.韩国人类学百年[M].崔海洋，杨洋,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3] [法]萨维纳.苗族史[M].立人,等译.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115.

[4] Tapp, and rebellion: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 [美]杨道.转折点上的苗族[M].美国：世界桥联合出版公司，1993.

[6] Geddes,William of the mountains: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Hmong Njua) of University Press,USA,1976.

[7] Copper, Scarcity and the Hmong Response:Patterns of Settlement and Economy i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对待海外苗族文献，肯定其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非常重要，但仅仅就事论事是不够的，甚至会进入研究误区。任何海外学人都有其国家利益和独自的学术思想，因此需要对相关文献产生的背景、作者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做系统的介绍，甚至是深层次的整理和研究，从而有助于中国学术发展，才能为中国的对外决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当然，具体到每一位学人，其国家利益和独立的学术思想孰轻孰重，又是因人因时而异的。本文选取几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著名学者的苗族研究著作予以简析。一、[日]鸟居龙藏(とりいりゅうぞう)《苗族调查报告》[1]一段时间以来，鸟居龙藏1907年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被中国学术界视为难得的苗族研究经典著作，几乎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苗族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这本著作堪称现代苗族文化研究的开创之作，书中涉及苗族的体质、语言记录、口传历史、当代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研究，还对中国有关苗族文献记载做了系统的摘编，就同一时代的同类著作而言，确属难能可贵。然而，如果把这本著作放置到它所生成的那个特定时代，再结合鸟居龙藏本人对其他民族的学术研究，则不难发现光从苗族调查报告谈论其学术价值，其实远远不够，因为这样的讨论，很难揭示鸟居龙藏完成这一科学研究的具体社会背景，以及他本身的学术思想主流，更难以揭示鸟居龙藏为何没有与其他国外学人一道致力于探讨彝族、藏族、傣族的历史文化，而是热衷于苗族文化的研究。此外，鸟居龙藏之后，为何有那么多的日本学人热衷于讨论日本民族的复合性，为何热衷于谈论苗族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大来源，甚至有日本学人直截了当声称日本文化中包含有苗族文化的内容。《苗族调查报告》并不是一种超然的存在，而是与日本民族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大国梦想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如果对这样的背景和后续影响不加以综合考虑，单就《苗族调查报告》谈论其学术价值，将会与事实产生很大的偏颇。除了翻译成汉文的《苗族调查报告》之外，鸟居龙藏本人以及其后继者，还有一些使用日文写成的专门供日本国决策使用的内部报告。鸟居龙藏调查的目的是为日本国的领土扩展提供线索和指向，而不完全是想象中的纯学术研究。鸟居龙藏除了调查苗族外，还对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展开过调查，对朝鲜的高丽民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也做过大量的调查。在此对鸟居龙藏的高丽各民族的调查稍作评介，据全京秀《韩国人类学百年》[2]一书记载，高丽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权，比日本还要久远，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千年以前的历史。但鸟居龙藏却致力于揭示高丽民族的地方性祭祀、风俗活动、婚姻和农事生产，没有谈及韩国的行政建制、制度沿革，也没有谈及中国与高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其目的在于要将高丽民族渲染为一个没有完整政治体制和法制的部落群体。这种观点为日本侵略提供了借口，即是日本侵略高丽，进而不断扩展势力，并非侵略任何国家，而是进入了一个权属不明的部落群体，因此日本的侵略行动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道义，甚至鼓吹日本的进入有利于强化高丽民族的法制社会。全京秀博士的这一介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字面背后的潜台词。鸟居龙藏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正面提及苗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反而强调苗族与中原汉人之间在语言上、体制上、风俗上和人祖传说上的显著差异。日本国构想的“大东亚共荣圈”，显然包括苗族的生息区在内。因此，日本学人致力于宣扬日本文化与苗族文化有同源关系是有原因的。二、[法]萨维那(Savina,Francois-Marie)《苗族史》[3]1924年由香港拿撒勒出版社出版的萨维那的《苗族史》，是中外学界的第一部苗族史，亦是中外学者引用最多的研究成果之一，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是萨维那在越南东京地区同苗族持续数年的接触后写成的，旨在通过苗族语言比较研究、苗族宗教信仰和苗族家园研究等方面来探讨苗族的发源史。该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语言学研究，萨维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他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从比较语言学角度进行民族学研究。萨维那认为苗族属于图兰语—阿尔泰语，跟芬兰语是一个语系。苗族的语言属于北方语系，与中国本土其他民族语言不同。萨维纳还发现所有苗语都有不同的方言，它们并不因地方改变而发生语言的变异，这对研究苗族的迁徙史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是苗族的历史，大段引证早期传教士戴遂良和汉学家对中国古史中关于三苗记载的翻译和论述，断定苗族原居中原，后被黄帝和汉族赶到南方。综合苗族语言、古史记载和苗族史诗的材料，作者断定苗族是挪亚的后裔，从巴别塔分散后，先到了北极圈，然后经西伯利亚来到黄河流域，后被汉人驱赶到了南方。萨维纳在书中写到人类建造巴别塔失败后，便四散分开，而“苗人的祖先向着地球的北端迁移，经过北极再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也就是他们的新的居住地，今日的中国[3]。”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圣经》记载的人类建造巴别塔的事情和苗族世代口口相传的祖先事迹和故事，在苗族世代相传的口述中，“他们提到了北方的那个地区，说它覆盖着雪和冰，白天和黑夜交替出现，每一轮都是6个月[3]。”这一现象正好符合北极的特点，现代苗族人从没见过北极，如果他们的祖先没见识过，他们的民族如何意像中有这样的场景。另外“那里的树木很少很矮，男人们同样也很瘦很矮小，身上还披着皮毛作衣服[3]。”而这又和苗族人的身体外在特征比较相似。第三章记述苗族的家园，是全书最具人类学意味的部分，记述了印度支那苗族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节日庆典、社会制度等内容，体现出对苗族悲惨处境的同情：汉人、越南人及其政府欺负他们，排斥他们，而传教士同情他们，给他们带来文明和福音。书中提到法语传教士在苗人中进行的教育和农业开发活动，萨维那说他为苗人制定了第一步成文法，承认苗人的习惯法，但规定苗族的习惯法必须服从法国殖民政府的法律。第四章是论苗族的信仰，是典型的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研究，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欧洲的宗教学进展非常熟悉，但他对涂尔干、莫斯等人的无神论宗教学不以为然。他从苗族史诗中挑选出跟圣经创世纪相似的段落，如创世、造人、洪水、人类再造……，据此他断定苗族是拥有一神论的宗教，而来自外来的崇拜和巫术活动污染了这种原始的一神教，苗族可能是犹太人、基督徒在远古失散的兄弟。苗族的多神崇拜、民间崇拜和巫术仪式，都被萨维那视为有待祛除的迷信。书中附有一部小型的苗族词典。萨维那是1659年成立于巴黎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étrangèresdeParis，M.E.P.)的一位神父，他虽然身在教会，但其《苗族史》所体现的学养无疑与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国际水平相接轨。他研究的内容都取自于现场的民族学实地的田野调查，其中关于苗族语言的研究已进入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规范。虽然他研究的苗语仅为苗族西部方言中的一种土语，并不能代表整个苗语的基本面貌；他接触的仅是苗族一个支系，而且接触面仅限于长山山脉一带，对苗族的宗教和历史都有详细的直观描述，对苗族的传说故事资料也进行了整理，所作出的结论却基本上靠不住。即便如此，他的研究对以后的苗族研究影响很大，不仅带动了法国学人对东南亚苗族的深入研究，也还刺激了中国学人对苗族的系统研究。《苗族史》很有学术价值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该书的研究动机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为法国的殖民统治服务。17世纪初起，法国传教士和商人就在越南传教和经商，在1883年法国再次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以后，越南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并成为法国进犯中国、柬埔寨和老挝的重要跳板。1885年清朝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从此，中国西南门户大开。萨维那生于1876年,于1897年神学院里剃度成为神父。同年，进入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1901年接受任命，做为副本堂神甫去越南传道。自他一到达那里，就开始认真学习研究当地语言，开始是越南语，接着是汉字。为了掌握这些语言和方言，他毫不犹豫地与这些不同的民族一同生活起居。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投入之下，完成《苗族史》和其他作品。早在1778年，法国汉学家钱德明(J.Amiot)就在文章中明显地将“苗族”与中国视为两个对立的实体。而法国传教士萨维那的《苗族史》也正是试图建构苗族西方起源论，从根本上割裂苗族与中国大家庭的历史渊源关系，以便把苗族纳入法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他在书中表达对苗族悲惨处境的同情，承认苗人的习惯法，但规定苗族的习惯法必须服从法国殖民政府的法律，其意图非常明显。三、[英]王富文(Nicholas Tapp)《主权与反抗：泰国北部的白苗》[4]20世纪80年代，英国知名学者王富文撰写了《主权与反抗：泰国北部的白苗》，该书是以整个苗族为研究对象，不仅关注泰国北部的苗族，同时还关注中国境内的苗族和移居世界各地的苗族。在这本书中，作者如实描述了经过中印半岛战争后，当地苗族所面临的困境和苦难，同时明确的指出这些苦难是苗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问题，而且是外部势力强加的结果。该书研究的视野和提出的问题都很新颖，而且都能落到实处，这对于澄清许多模糊的观点和结论具有重大的意义。该书稍感不足之处在于，在资料的处理和分析解读中对时空架构的差异把握欠准确，比如该书在分析泰国苗族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时，对这些苦难成因的分析和对造成时空差异原因指出并未做到精准；在分析苗族的宗教选择时，书中明确提及苗族的传统信仰观，这些信仰观又恰好与汉族的五行风水观有关联。既然如此，这样的信仰观按照斯图尔德的理论应当归属于苗族独特历史过程的产物，因而它是一种可以跨时空发挥影响的文化变迁驱动力；在分析他们的经济困境时，则提及他们放弃鸦片种植的艰难，但按照斯图尔德的观点，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完全是共时态文化传播的产物，甚至可以直接说受外力胁迫的产物，因而解决的办法完全应当是靠族际关系的调整去解决问题，责任应归咎到那些吸毒、贩毒的黑恶势力头上。然而对付黑恶势力则应该是国际社会应当承当的责任，而不能将整个压力集中在苗族头上。政治选择问题也是如此，苗族是一个没有建立过统一行政管辖权的民族，世界上这样的民族不胜枚举。这些民族的分布地域在国家政权的管辖范围，本身不可能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民族文化要适应于所处的生态环境，国界仅是各方势力达成短暂平衡的产物，两者不具有必然的重合性。当然苗族能够各得其所，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生态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人权的真谛，对付这样的问题理应借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经验去加以化解，应当尊重历史而给苗族留下一个宽松的适应期，允许其高度自治。总之，即令是苗族的现代化，它也是历史的延伸，文化的运行法则同样会发挥作用。但不同来源的原因所发挥作用的时间和空间各不相同，其对策也应当各不相同。在这一方面，中华民族恰好有丰富的经验和长时段的历史实践值得吸取和借鉴。但作为一个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年鉴学派将影响因素划分为长中短时段的分析法则，显然是有效的，推动年鉴学派有关理论与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的结合，恰好是本选题有别于此前研究的新突破。四、[美]杨道(Yang Dao)《转折点上的苗族》[5]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老挝苗族难民逐渐移民西方国家的趋势，一部分苗族成为了学者，其中一小部分也成为了专门研究本民族的学者。跟移民澳大利亚的李亚(Gary Yia Lee)、移民美国的杨寇(Yang Kou)等一样，移民法国的杨道(Yang Dao)成为苗族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也成为第一个用西方语言写自己的民族的苗族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在老挝权力正式交接之前，杨道已经踏入了西方社会，他于1972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1972年至1974年间在老挝皇家政府计划部任人力资源部门主任。1974年4月，老挝国王将其任命为老挝国家政治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不过，自从1975年5月巴特寮胜利执政之后，杨道被迫离开故土，移民至他之前求学的国家——法国。到了西方国家之后，杨道的学术生涯正式开始。1975年，杨道的博士论文《发展中的老挝苗族》(Les Hmong du Laos au Developpment)注Yang,Dao(1975)Les Hmong du Laos face au dé,SiaoSavath.发表，这也使他成为了苗族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他的著作还包括人类学研究、老挝苗族历史研究、苗法/法苗词典、苗族神话传说、教材等。《发展中的老挝苗族》在1993年翻译为英文，同时也添加了一段有关老挝苗族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状况，即“破碎国家的老挝苗族”。这一新版本重新命名为《转折点上的苗族》(Hmong at the Turning Point)因此而受到了更多的学术关注。《转折点上的苗族》既是第一本苗族用西方语言写本民族的作品，又是为数不多基于1975年前老挝实地田野调查的著作，因此《转折点上的苗族》有着特殊的学术意义与历史意义。该书的内容如下：第一章详细地描写老挝苗族特殊的历史与自然环境背景。这一段很清晰地指出了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鸦片市场以及苗族在该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是基于1969—1970的实地田野调查的“传统农村经济”民族志研究；以传统的农村民族志为基础，杨道也强调该农村发生的变迁以及国家政策对传统农村社会的影响。跟第二章的民族志形式相比，《转折点上的苗族》的第三章更反映出杨道的博士专业方向：经济与社会发展。跟王富文1989的作品一样，该片段仔细地分析出苗族的经济困境，包括他们如何能避免对鸦片种植的依赖。不过，杨道的作品的第三章实用性较强，他设计了一套合理的发展方法路线来实现老挝苗族的发展目标。他指出，老挝苗族的经济分三个阶段：传统经济、过渡期经济和战时经济。至于苗族的传统经济与格迪斯(Geddes,William Robert)的1976作品《山地的移民：青苗的文化生态学》(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Hmong Njua) of Thailand.)[6]有比较价值。同样，与库珀(Copper,Robert)1986的著作《资源匮乏与苗族的反应》(Resource Scarcity and the Hmong Response:Patterns of Settlement and Economy in )[7]做比较有助于反映出不同国家苗族的过渡期经济。不过，在老挝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杨道的书提供的苗族战时经济的作品反而没有第二个，因此是很珍贵的学术资料。杨道的成果也反映出他的政治立场。他对当时政府行为和“万象协议”的批评涉及到建国过程使各民族及政派达成和解的难处：一个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虽然其重要性是公认的，但是这一本书的不足之处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首先，《转折点上的苗族》没有很强的理论自觉性，他研究老挝苗族的发展过程，但对“发展”这一概念缺乏批判性，也没有很清楚的将他的发展理念置入当时的发展理论话语背景当中。在1993年的翻译发表时，有的学者批评有关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苗族状态的第四章《破碎国家的老挝苗族》太短，也没有表现出对九十年代老挝苗族现状或者学术研究的深刻理解。五、结语通过以上几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著名学者的著名作品的简析可以看出，鸟居龙藏与萨维那的研究，学术价值很高，影响力非常大，但是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的研究动机十分明显。相对而言，王富文学术思想比较独立。而杨道的立场与以上三位研究异文化的，相对于研究对象——苗族而言的“他者”学者又不完全一样，作为海外苗族第一位研究本文化的学者，他在完成自己博士论文、撰写专著以及再版修订的过程中，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自己民族的关怀与思考。这些案例都足以说明，阅读任何一部作品都应该放到该文献产生时代、作者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等背景里去理解。(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杨庭硕教授的指导，以及课题组成员王晓梅、陈芳等老师的资料翻译帮助等，特此鸣谢！)参考文献[1] 鳥居龍藏.『苗族調査報告』.東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類学教室編.東京帝国大学,1907.鳥居龍蔵.1926.人類学上より見たる西南支那.東京:富山房.[2] 全京秀.韩国人类学百年[M].崔海洋，杨洋,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3] [法]萨维纳.苗族史[M].立人,等译.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115.[4] Tapp, and rebellion: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5] [美]杨道.转折点上的苗族[M].美国：世界桥联合出版公司，1993.[6] Geddes,William of the mountains: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Hmong Njua) of University Press,USA,1976.[7] Copper, Scarcity and the Hmong Response:Patterns of Settlement and Economy i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qikandaodu/2020/0805/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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