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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摘丨论聚落遗产与价值体系的建构（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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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76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31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487个、中国传统村落6799个（包括第五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76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31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487个、中国传统村落6799个（包括第五批公示2646个）、国家工业遗产名单53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298处。除此之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处。在以上名录②中，聚落与建筑遗产总量已相当可观，为我国遗产保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我国遗产名录建立历程可以看出，越早划入名录的项目，历史越悠久，总体保护状况也更好。当然，后来的工业遗产名录则主要涉及了20世纪以后的工业建筑及其环境，这与我国近现代工业化的进程有关。
2. 遗产范畴随历史观念的发展而扩展
现代历史遗产保护是社会参与的一种国家行为，必然与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密不可分。
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过去记忆的学科，各民族用不同方式叙述自己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发生着变化，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到17、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兴起，开始探讨历史、文化、文明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受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盛行，但随着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开始萌芽，历史的主、客观如何结合成为历史学的重大课题。法语中的历史是指“经历过的历史和让这种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思想活动”。在德语中，历史一词既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即相关的历史叙述。
可以看出，历史一词同时涉及主、客观两个方面。中国治史传统悠久，很早就有专门的史官，历史著述之丰，堪称世界之最。中文的“史”字，本为记事之意，历史就是要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然后再把它们编辑在一起。虽然中国古代史家秉承“春秋”如实记录、不做评论的原则，但“以史为鉴”的大义贯穿始终，其中的价值取向不言而喻。
历史观念的演变与后来的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在线性时间观念影响下，“进步”的乐观主义史观逐步形成，当时人们对过去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那是落后的。18世纪随着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萌发，人们开始将历史传统与国家的起源等联系起来，遗产也逐渐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的话题。19世纪和20世纪初，民族国家的酝酿和出现，欧洲和北美国家开始将历史保护视为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到20世纪初，在西方，遗产已成为文化或知识界一个重要的议题。
历史叙述，无论是传统的以事件为主的历史，还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都是以排斥记忆为基础的，认为记忆是主观的、不可靠的。诺拉指出，从中世纪到当代，“在历史深处，活跃着一种对自发的记忆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批判精神……一个完全在历史影响下生活的社会，已不再是传统社会，它不认识记忆赖以根植的场域”。正是由于“历史”将记忆放逐，在日益变动布局的现代社会，社会记忆与历史之间出现巨大的裂隙。
历史试图寻找一种“普遍性”，而记忆则与生活息息相关，总是由当代具体的群体所承载，而且可以适时发出火花。所以，诺拉指出，我们有一种记忆“是整体性的、支配性的……永远伴随着遗产”，它属于过去，但没有过去的记忆。而另一种记忆则是“我们的记忆，它仅仅是历史，或曰经过挑选后的痕迹”。在西方国家造成“两种记忆”离析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消失。所以，建构历史与记忆的融合成为当代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法国的遗产保护历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早在1830年代，面对当时工业革命和社会动荡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法国成立了历史古迹检查机构，由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普罗斯佩·梅里美负责。当时该机构保护历史建筑的动机是将其“看作是有待研究、有待加固、需要挽救的物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国遗产从最初的国家与民族记忆拓展到了社会心态记忆，而且遗产所涉及的历史越来越近，从而使遗产与更广泛的民众联系起来。19世纪时，梅里美（1803－1870）提出了四项历史悠久的遗产保护议题，其中包括法国南部的罗马人建造的水渠加尔加桥。1970年代后，遗产保护的社会意识凸显，从1975到1980年五年的时间内，国家与地方确立的遗产项目数量剧增。数量的增加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保护观念的变化与视野的拓展。1980年代，时任法国文化部部长的雅克·朗格配合密特朗总统的文化政策，相应地提出了新的“四个遗产”的概念，其中包括勒·杜克修复之前的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张照片和一个19世纪外省的老式马桶等（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雅克·朗格是想借保护那些能够唤起普通人对过去日常生活记忆的东西，拓展遗产的内涵与外延。在法国，民众对于集体记忆的需求不仅拓展了遗产对象的外延与内涵，还极大地推动了各种博物馆的出现。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拉对此总结说：“遗产从历史时代……过度到了记忆时代”。世界各国的遗产保护很多都是在拆除与保护的斗争中确立下来的，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记忆与情感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zonghexinwen/2020/0709/3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