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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锺彦集外文三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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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若追求词学起源的时间问题，要找词体最初的雏形所在。杜佑《通典》和段安节《乐府杂录》都载有隋炀帝游江都时做的《安公子》，而《艺苑卮言》又说他的《望江南》最古，实在这都当不起最初的。《南史》载“陈后主每引宾客对张贵妃等游宴，使诸贵人及女学士共赋新诗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为曲调，其曲有《玉树后庭花》。”（《通典》谓大唐武太后时，犹有此调。）今万红友的《词律》，犹载此调。再由历代的认句看来，更可以证明他是侧艳之词——“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钟动晓楼空”；“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玉树歌阑海云黑，花庭忽作青芜国”；“后庭余唱落船窗”；“后庭新声叹（一作笑）樵牧”；“不知即入宫前井，犹自听吹玉树花”等等诗句，都可以证明陈后主时，已有词了。这还算不了词的原始呢。

《梁书·文帝诗序》：“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欧阳炯《花间集序》说：“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这南朝宫体就是指梁而言。《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梁天监十一年，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笙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 ”而《乐府诗集》又收梁昭明太子《江南弄》三曲：一曰《江南曲》，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沈约又有《江南弄》四曲：一曰《赵瑟曲》，二曰《秦筝曲》，三曰《阳春曲》，四曰《朝云曲》。这些曲调的句法，长短叠宕，并皆相同。不是词的雏形是什么呢？不过当时沈约阐明四声，为时无几，故每句平侧，未能一致诺和罢了。《词苑丛谈》载有“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影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立踟蹰。’此绝妙好词，已在《清平调》、《菩萨蛮》之先矣。”这一段话真是“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了。王弇州《艺苑卮言》说：“盖六朝诸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我认为这是最根本最合理的话。所以词的起源，我断自梁朝，梁朝以前，一时也找不到更可信的材料了。（至于《菩萨蛮》是否太白的作品，那另是问题，详见拙著《菩萨蛮考证》，载《河北省立女师学院期刊》二卷一期。故不俱论。）

按：《词学起源的时间考》原载1935年1月1日出版之《北强月刊》二卷一期，署名“华连圃”。此篇文章与《华锺彦文集》第三册《词学丛谭》第一章《词之起源》材料多有重合之处，但此篇文章论述更加详细和具体。

二、《工业人材对于国文之需要》

向来中国的工科学生，只是在声光化电的圈套里，过着齿轮式的生活。他们不肯把脑海中训练好的褶纹，从死板的方程式里解放出来，去注意到其他的科目，尤其是老生常谈的国文，好久不被人们重视。在原则上这是没什么可以否认的，若仔细去体念、考察，压根儿错误了。

因为任何事的成功，必有多数的基石、复杂的因子，绝没有孤独成立的。比方说：您走了十步远的距离，您的脚踏在地表面上，仅仅占了十个脚印的面积，假使您认为这十个脚印以外的地方，都没有用，好！把那没用的地方，完全撤下去，撤到十几丈深。同时，深洞洞的泉水，在下边翻滚，试问这十步的短距离，您还敢走过去吗？工业也是这样，若单在工业本身上作工夫，的确是不妥当的；必须顾及到周围环境及其他关系方面，才能收到伟大的成功。

国文，是工业人材一日不可少的东西，他是开发内心灵性的武器；他是介绍高深理论的良媒；他是推进科学进展的蒸汽机；他是广播世界文化的无线电；他又像药材中的甘草（甘草为百药之和），最能调剂机械生活的干燥，给与人们相当的安慰。国文，的的确确不是装饰品，不是玩意儿，不是像老生常谈那般的无用哟！

国文，诚然是技巧的、情感的、变化非常的，但在起初学习的当儿，谁也不能否认那固定的方法——读与看——读，不在多而在熟；看，不在熟而在多。文言文之熟读，与语体文之多看同样重要，无可讳言这是费时而又费力的。一个心灵冷静而理智的工业学生，往往用治科学的方法去治文学，否认了“读与看”的程式，以致凿枘不入。自然是他不能把自己的心得和思想表达于外，好像整个的关闭在高温度的暖室里，这是几多苦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