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6)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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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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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濮培德将清廷长期平定准噶尔，以近代殖民帝国的眼光视之，不免极度偏差，如谓康熙亲征噶尔丹出师无名，噶尔丹成为康熙“扩张主义”的牺牲品。濮氏既知满蒙关系密切，安能忽视噶尔丹破坏满蒙历史关系的严重性？如康熙自谓：“朕因是深知，此人（按：即噶尔丹）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1)语见《平定朔漠方略御制记略》。康熙在北疆建立了旗盟制度的安全秩序，所谓旗盟，即各自管辖、不相统属的制度，各旗之上虽有正副盟长，然盟长并不能干预各旗之内政，清廷仅是监督，目的是以自治收安缉之效。所谓会盟乃定期的集会，以便联络感情、解决问题，也是康熙的柔远之道，以蒙古为屏藩防备朔方，因而不再需要长城作为防御设施。所以康熙此一长治久安的政策，原本是要与蒙古各部和平相处，以便分而治之，更以朝贡贸易来满足蒙古的物资需求以资羁糜，与喀尔喀蒙古渊源尤深。喀尔喀有七旗三汗，于满人入关前即已臣属，建立了颇为稳固的宗藩关系。康熙元年（1662）清廷派遣理藩院尚书至库伦会盟，宣达康熙谕旨，调解内部矛盾，诸汗一致遵从，大清帝国无疑是漠北蒙古的宗主国。这种政策与布局显然与濮培德所谓的近代殖民主义大不相同，岂能混为一谈？

然而康熙的布局却被噶尔丹破坏，他不仅不听清廷节制，而且不断向东掠夺侵吞，更介入西藏神权，与俄国结盟，鲸吞领地极为辽阔的喀尔喀蒙古，甚至还要煽动内蒙，并遣使传话：“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要与大清平分天下。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乘虚入侵内蒙，劫掠杀戮，造成大批流亡难民。清廷闻报即遣军喀尔喀，初战不利，更增其气焰，乃乘胜南下，距北京城仅七百里，京师戒严。连京师重地都受到威胁，康熙不得不于1690 年7 月27 日宣布御驾亲征，意图一举铲除噶尔丹的根本。噶尔丹虽然于乌兰布通之役受创，仍得以逃脱，然此役绝对是决定性的一仗，噶尔丹此后一蹶不振，康熙更乘亲征之便，亲自与喀尔喀诸部会盟于内蒙的多伦诺尔，重建安全秩序，成果不可谓不大。康熙于会盟时，曾责备喀尔喀的土谢图汗与胡土克图，因这两位喀尔喀蒙古领导人乘讨伐噶尔丹之便，杀害了自己人，破坏了团结，以至于国土沦丧。濮培德不明实情，居然误解说康熙宣布这两人招来噶尔丹入侵的罪状，把这两人当吴三桂了，岂不谬哉！

噶尔丹败遁之后，不到两年，故态复萌，甚而杀害清廷使臣马迪，要求喀尔喀七旗脱离大清，再度挑战康熙。康熙遂不得不再度用兵，调动十倍之众，施用绝对优势的兵器，然噶尔丹采游击式的骚扰战，行纵飘忽难以追剿，康熙只好班师回朝，三个月后再度亲征。但是清廷展示军威之余，仍以招抚为主，康熙在亲征过程中，招抚也颇有成效，联合西北归附的蒙古各部，迫使噶尔丹遣使纳款，康熙也就传令班师。然而，噶尔丹却未如期来降，于是康熙于1692 年三度率师出塞，亲征宁夏，昭莫多大战后噶尔丹部众大批归服，青海诸部俱降。噶尔丹不久突然死亡。濮培德于噶尔丹之死有所考证，认为其于众叛亲离之余，为其手下毒死，虽无直接证据，可称合理的推论。但有趣的是，这位美国历史学者却说康熙“险胜”（close call）、“一个奇迹般的胜利”（a miraculous victory）。试问双方实力如此悬殊，何险之有？何奇之有？他更进而认为噶尔丹若非过于自信，可以退回到克鲁伦，让清廷大将费扬古的军队饿死。濮培德显然希望历史能够重新来过，实在太奇怪了。他还说准噶尔仍然是独立王国，请问既被军事征服，何来独立王国？康熙征剿噶尔丹历时七年，三度御驾亲征，代价固高，然终于平定漠西蒙古，扩大推行旗盟制度，巩固了全蒙古各部的政治统合。制度之外，清帝更以“木兰秋弥”，增进与蒙古各部之间的感情，以藩部做为帝国的屏障，遂使沙漠南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边疆地区得享长期的安宁。康熙亲征未尝不是以战争手段来维护其和平机制，而濮培德不能理解康熙的布局与用心，轻易将清廷与蒙古会盟说成是两国之间的“和平谈判”！其扭曲程度亦不亚于他以近代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清初的扩张。

康熙晚年进军拉萨，仍然与准噶尔有关。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喇布坦起初对清廷极为恭顺，正因康熙容其自治，未施严酷的“殖民统治”，才使策妄阿喇布坦于十余年后，得以重振天山以北的准噶尔部而后侵占拉萨。清廷入关之前，即已与达赖喇嘛通好；入关之后，更建立了以安定为主的宗教、政治与战略关系。因西藏神权与准噶尔结成联盟，才迫使老年康熙发动“驱准保藏”战争，出发点是相当被动的。当准噶尔大军于1718 年秋进入西藏，攻击驻守拉萨的七千清兵，且击毙清将鄂伦泰时，康熙才命十四皇子胤禵率师入藏，于1720 年9 月占领拉萨，立达赖六世，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而并非如濮培德所说：“清廷之干预西藏，开启了新一轮的竞夺。”这位历史学者又节外生枝说，胤禵因远征在外，所以让雍正夺取了皇位，使得“史家争论（雍正）继位的合法性，至今不休”。所谓将十四子改为四子之说，早为识者所弃；雍正皇位的合法性已有定论，而濮培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