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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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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涵之书比较可取之处,仅仅是透露了不少美国方面的秘辛,他指出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喊出废除雅尔塔密约
陶涵之书比较可取之处,仅仅是透露了不少美国方面的秘辛,他指出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喊出废除雅尔塔密约、击退铁幕、结束朝鲜战争以及“纵容蒋去对付红色中国”(unleash 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 Red China)等反共口号。所以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蒋立刻向来访的美国海军部长提出反攻大陆计划,但是美国人检视之后,觉得“完全不切实际”(totally impractical),当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于1953 年访问台湾时,更向蒋直言反攻大陆毫无成功的机会,陶涵说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直截了当的拒绝。由此可见,艾森豪威尔于当选前要“纵容”蒋,当选后又要“拴住”(chain him up again)蒋,蒋对美国新政府的热望并未能持久。但陶涵却认为蒋并不因此感到烦恼,只要美国人不公开揭穿他的骗局就好。不过,蒋毕竟获得所谓《中美协防条约》与大量美援的补偿。陶涵透露,由于美蒋的军事同盟关系,到1957 年为止,约有一万名美国人住在台湾,包括情报员、军人、官员与家属,几年以后又增加了一倍之多。陶涵也指出:美国协防台湾有条约依据,但是并无防卫外岛金马的承诺,但蒋介石不肯从外岛撤退,且在东南沿海挑衅,以激化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矛盾,希望导致战争。当金门炮战于1958 年开打后,是年5 月宋美龄访美,在全国性的“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中公开说:“大陆同胞正在问,台湾为什么还没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共政权”(people on the mainland were asking why Taiwan did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这种要大陆同胞与中共偕亡的恶毒言论,陶涵却全无评论,反而要为蒋缓颊说蒋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战。其实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鹰派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1888—1959)曾出其不意地直接问蒋,是否要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中共,蒋想了一会儿建议说,可用技术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着说,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毁共军所有的大炮,但原子辐射可杀伤包括金门人在内的二千万中国人,更何况若苏联卷入战争,台湾也可能被原子弹炸光光。蒋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问题,只说如果原子弹会引发世界大战,他并不赞成用。可惜陶涵未能理解到,杜勒斯显然要蒋撤守金马,以避免可怕的原子战争,故用言语来试蒋,蒋之反应情见乎辞。陶既然未能深入分析,自然无法理解蒋氏想趁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收复大陆的隐衷。陶涵提到:蒋经国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议与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政府共同摧毁中共飞弹与原子设施,所谓“将那婴儿绞死在摇篮里”(strangling the baby in the cradle)(1)Taylor, op. cit., pp. 518—519.,后因美国觉得中共拥有核弹的战略意义不大而婉拒。宋美龄于1965 年8 月又到美国,要求鲁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1994)国务卿提供摧毁中共核设施之能力,但并未成功。此时蒋自己正在积极制造原子弹,后来秘密为美国侦知而遭废止。由此可见蒋对原子弹是殷切期望的,直到中共试爆氢弹成功,他的核子梦才终于醒过来。陶涵明白艾森豪威尔只是做核子恫吓,不可能真的动用原子武器,原子弹确实是纸老虎。陶涵透露,美国人到最后才理解,蒋之所谓“反攻大陆”只是一种表演、一种语言、一种心理与政治,以及内部士气之所需,并非真的要跨海作战。但他一笔带过,不予解析,毫无深度。
陶涵书中有些道听途说、未经证实的话,令人感到它根本不是一本严肃的传记,如书中一再说周恩来是蒋介石的朋友,并说周逃过CIA 策划的炸机之难后,蒋在日记里说飞机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死了,遗憾周不在飞机上,但仍认为蒋很可能善意传话给周,说他自己并未参与此案,所以周也不责怪蒋云云,简直在写小说。陶涵更无端猜测说蒋在大陆如有在台湾那样的政治控制,同样也能在那里实施土地改革。陶涵又说蒋介石为顾忌美国的批评,只轻判了雷震十年;十年大牢,何来轻判?这正说明陶涵为美化蒋介石,以至于暴露了许多缺乏常识的论断。
陶涵欲为蒋氏别立不切实际的历史地位,诸如机敏的战略家、精明的军事领袖、成功的外交操弄者、现代新儒家、不欺骗的诚实人,以及爱妻子的丈夫等等,莫不令人质疑。由书名可知,作者有意视蒋为启动中国模式民主现代化之进程者,然而通读全书,蒋氏平生所作所为,殊少与民主进程有关,难免令读者有言多不实之感。作者陶涵认识蒋之不足,实与其对中国现代史事所知有限有关,诸多之事实谬误更证明其尚未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遗憾的是,像这样一部颠倒黑白的蒋传,不仅很快译成中文出版,而且我的老友、中国著名的蒋介石专家杨天石,不仅为陶涵之书作序,而且誉之为“颇具功力的蒋介石传记”(2)杨天石:《陶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序》,载《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还原13 个历史真相》,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年,第294—297 页。。杨兄不是重视史料与事实吗?要找真相吗?“谨严遵守学术规范”吗?陶书里的蒋介石难道是真实的蒋介石吗?杨兄还大言不惭说,陶著“大大超过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在杨兄心目中,中国出版的那么多蒋传居然均大大不如此书?研究蒋介石的话语权难道要交给错误百出的美国人陶涵吗?其实陶涵连专业的历史学者都不是,中文也读不太懂,而我们的专家学者却如此盲从,能无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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