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4)-海外文摘·学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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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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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三：荒唐的扭曲

美国中国史研究者还有更荒腔走板的例子，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普拉德（Stephen R. Platt，也译“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1)Stephen R. Platt,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参阅笔者对该书的书评，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第49 期，2009 年，第490—495页。（编者注：该书中译本有［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一书中，把湖南写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的论断是“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一样”；他认为湖南人的忠诚不出湖南，也就是湖南第一，即使会考虑到中国，最多是第二位而已。作者更清楚地说：他不是要以湖南来增饰中国，而是要以湖南来“质疑”中国，提出“对中国前途的另类看法”。话说得如此直白，想要分裂中国的潜意识不言而喻。他甚至提出所谓“湖南民族主义”，这种论调在晚近西方并不陌生，因为自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总觉得威胁来自过于庞大的中国，且不论政治上的“中国威胁论”，即使在学界也时常出现回响，所谓“中国有南北两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或“中国的历史一直被国家所绑架”等论述。现在出现不认同中国，甚至有所谓“湖南国”的荒诞说法，虽不足为异，但国内书商却照样急不可待译成中文。

普拉德有何根据呢？他发现湖南学者王夫之（船山），是现代湖南民族主义的“祖师爷”，被湖南人重新发现的王夫之是“湖南人的，有别于中国的”，接着叙述推重王夫之的郭嵩焘，以及一大群湖南人，如曾国藩、左宗棠等等；他把湘军视同湖南的国军，相信湖南人是一“坚强而独立的民族”，离谱极矣！王夫之仅被湖南人认同，与中国无关吗？当然不是，王船山甚至可以说是大汉民族主义者。郭嵩焘固然仰慕王，但原因是船山“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他将王置于中华学统之内来褒扬，并未将其外于中国。这位美国历史学者如此妄解王夫之，他又如何说郭嵩焘呢？他认为郭在王的基础上奠定了湖南的独立运动。他将郭嵩焘在湖南建庙宇，视为建立自屈原、周敦颐、王夫之以来的“湖南楚崇拜”（a cult of Hunan-Chu identity），说他建学校只是要振兴湖南，走湖南人自己的路。然而，我们知道郭嵩焘创办思贤学舍，明明是要“汉宋并重，行己有耻”以及法“国初诸老气象”来改革其他书院的恶习，并不是普拉德说的“湖南的特殊命运”（Hunan’s unique destiny）。国初诸老如顾炎武或黄宗羲（梨州），都不是湘人。我们实在看不出郭嵩焘视湖南人为有别于中国的特殊族群。普拉德接着说，曾经尽读船山遗书的谭嗣同，从船山书中发现了民主，对郭嵩焘要改良湖南也极表同情，以便建立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湖南的改革，也就成为郭嵩焘改革之梦的实施，于是他更加武断地说：谭嗣同视湖南是国而不是省，是要提醒湖南人是自主的人民，不受清帝国的节制。以至于他刻意将戊戌变法前的湖南改革，视为湖南的建国运动，自王夫之、郭嵩焘以来，终于水到渠成，好像是万事俱备，只欠军队。他说谭嗣同死后二年，唐才常终于建立了湖南的军队；他把唐才常的“自立军”译作“独立军”，以便强调湖南的“独立”。殊不知唐才常的起义，明明是康有为授意下的勤王行动，但这位美国历史学者硬说成是“湖南人的叛乱”，其使命是要为湖南人谭嗣同复仇！何其荒谬耶！

庚子事变后，清廷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由省选拔出国，到日本的最多，普拉德又在留日湘人的“民族主义想象”上大发谬论，说当章炳麟倡导以王夫之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资产时，湖南学生强烈反对，认为王夫之是湖南人的“民族主义之父”。我想章太炎做梦也不会想到，竟有人说湖南人在跟他争夺王夫之。在普拉德的笔下，蔡锷也成了湖南的民族主义者，说蔡认为将来的湖南会如同英国或法国，而清帝国其他疆域则将会像罗马帝国一样地崩溃，他处处要强调湖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固然有很强的地域或省籍观念，但不能等同于分裂主义。湖南的爱国者在当时中国危亡的情况下，提倡独立以自救并为中国先，他们相信湖南为中国前途之所寄，以及湖南人可以给中国以新生命，其实都是湖南人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普拉德还没完，居然把杨度也视为湖南民族主义者，并引杨氏豪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为说，完全误解了杨意，杨这句话意谓湖南人会为中国战到最后一人，更表现了这个湖南人中国民族主义的气概。普拉德却强解为，“湖南的爱国者以建立湖南主权为首要”。辛亥革命后，不仅是湖南，其他各省也纷纷宣布独立；所谓“独立”是各省自保，并不是要分裂中国，各省也并未各自为国，普拉德完全不知在当时历史场域内的“独立”概念。他认为凡湖南籍的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宋教仁在内，都是为了湖南而革命；若按此逻辑，湖南人所组成的革命团体应叫“湘兴会”，而非“华兴会”吧！华兴会又于1905 年加入了同盟会，从具有地域性的革命团体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他虽注意及此，却毫无根据辩称：那是黄兴的“权宜之计”，只是表面上与孙中山合作，于是又回到原点：湖南人就是为了他们的独立自主而奋斗。若然，又如何解释湖南人陈天华呼吁超越地域的“泛中国革命运动”呢？陈跳海自杀后，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基于国家的泛中国爱国主义，另一封则是要湖南维持自己的组织与认同。普拉德认为这两者是不相符的，于是怀疑如何能出自一人之口。其实爱乡、爱国何矛盾之有？他却刻意将之区分，强称湖南人只是利用同盟会“来推动自己的精神和目标”，甚至更进一步说，湖南人办的期刊《洞庭波》，宣扬湖南民族主义，因湖南人所受到的致命威胁，不仅来自满族人与外国帝国主义者，还有其他的中国人，于是湖南成为被压迫的民族，虽参加泛中国的同盟会，但并未停止强烈的湖南“分离主义”（separatism），湖南不宜被视为省，而应以“种族”视之。以中国省籍观念之强，欺侮外省人并不稀奇，但是说各省的人一起来欺侮湖南人，真是奇谈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