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5)-海外文摘·学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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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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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德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清朝覆亡，仇满失去意义，王夫之又成为湖南人的资产、新湖南的认同，于是聚焦于湖南人在民初梦寐以求的自治。当宋教仁被刺身亡后，湖南的谭延闿宣布独立，虽被袁世凯派汤芗铭去镇压，但由于船山学社与船山思想在湖南的复苏，引发“湖南省籍主义”（Hunanese provincialism）的全面勃兴。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反对袁世凯的地方势力莫不宣称独立，独立于袁政府之外，那是反袁而非反华，所以袁世凯败亡后，包括湖南在内的各省，并未继续独立。普拉德还以相当多的篇幅详谈湖南人杨昌济，说杨在湖南专注教育改革，是“为新国家奠基”，然后更进而说杨重新阐释王夫之，以强调湖南省的民族主义，要使王氏“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省的民族主义”，又在郭嵩焘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省籍公民”。在杨昌济教育下的湖南青年中，普拉德当然不会放过杨的女婿毛泽东，他于是大肆强调毛泽东的湖南主体性，说毛泽东热烈仰慕王夫之，并认为领导辛亥革命的是湖南人黄兴而不是孙中山。于是毛泽东成为湖南地方传统的继承者，并以唤醒湖南自任，他认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领导的湖南反帝活动，不是关切中国之从外国解放，而是湖南要从“其他”中国人（如张敬尧）的压迫中解放。普拉德因而断言：“五四运动的主流涉及中国历史议题，反抗外国列强的干预，而湖南的活动家则涉及湖南历史议题，反抗中国之干预。”他显然把湖南人反抗张敬尧的统治，无端等同于反对中国人的统治；事实上，普拉德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强调湖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湖南的改革是全中国改革的一部分。然则，将湖南人与中国人强作区隔，又为何来？

但是普拉德并未放弃这方面的努力，由于湖南人赵恒惕在1920 年6 月赶走张敬尧，谭延闿主持省政，毛泽东在6 月23 日发表文章，呼吁乘此机会使湖南成为政治上与文化上的独立实体，他便说毛泽东要建立湖南共和国，强调“中国应分裂成许多小国家”，于是悍然将湖南的自治运动写成独立运动，全不顾自辛亥革命以来，地方对抗中央莫不宣称独立，旨在“铲除专制主义”，并非要分裂中国。广东人孙中山也曾在南方成立独立政府，难道孙中山也是分离主义者？若谓湖南是像瑞士一样的独立国家，湖南宪法不是省宪而是国宪，湖南人不是中国人，甚至不是汉人云云，岂非睁眼说瞎话吗？

普拉德得出如此离谱的谬论，多少也因他对吾国文字的隔膜。他引用湖南人痛骂郭嵩焘的名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但他完全没有读懂这句话，将“拔乎其萃”译作“离开他的亲戚”（apart from his kin），将“不容于尧舜之世”译作“他不能容忍尧舜那种人”（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显然连尧舜是何人也不知道。又如提到郭氏的诗句“海外人归秋色尽”，普拉德不解郭从英国归来时秋天已过，却译作“秋色注满一切”（the colors of autumn infuse everything）。又如“贾生祠宇疏泉石”，不解这是贾谊祠堂的景色，居然会理解为“这里的贾谊庙被石头溪床掩盖了”（here lies Jia Yi’s Temple，neglected by the stone creek-bed）。如此语文水准，如何能正确读懂中国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样没有水准的书，能不汗颜？遗憾的是，这本荒谬绝伦的书居然也已译成中文出版！

问题之四：不自觉的概念偏差

哈佛大学出版的另一本书，濮培德（Peter C. Perdue）的《中国西进：清廷征服中亚记》(1)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参阅笔者对该书的书评，载《汉学研究》2005 年第2 期，第523—530 页。也大有问题。这本书印制得特别精美，不仅纸张考究，而且还有彩色地图、照片与画像，但内容中有意与无意的偏见所在多见。濮培德对清廷长期征讨准噶尔有详尽的叙述，准噶尔原是漠西厄鲁特蒙古之一部，居西北金山，当明朝衰亡之际，即试图重振雄风，统合各自为政的松散部落，但一直到17 世纪后半叶出了强横的雄主噶尔丹才统合成功，将准噶尔扩张成中亚的一大政治实体。濮培德遂将清帝国、准噶尔蒙古、俄罗斯帝国视为中亚三要角。他提出三大帝国争霸之说，似乎独具只眼，但三国是否足以相提并论？沙俄帝国之重心远在欧洲，噶尔丹虽强横，然其所领不过是漠西蒙古之一部，无论就规模而言，还是就实力而言，均非清帝国之俦，更何况清朝与漠西蒙古早于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即确立了朝贡关系，岂能视为对等的敌国？此其偏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