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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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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被称为当代英国文学的“移民三雄”,可见,在这一标签下,地缘政治、文化边界、文学风格等都被降一格,而以书写语言“英
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被称为当代英国文学的“移民三雄”,可见,在这一标签下,地缘政治、文化边界、文学风格等都被降一格,而以书写语言“英语”作为最大公约数。如果说,英语世界的“共和联邦文学”常围绕“宗主国”/殖民地的身份冲突、文化对抗为书写主题的话,那么,汉语/华文世界的“大同”文学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我们知道,目前学界所谈论的“华文文学”,是指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国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譬如南洋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泰国以及欧美各国的华文创作,都可纳入“华文文学”的版图之中,华文文学发源中国文学,又有别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保持着联动、对话甚至拮抗的张力。
前文述及的汉学家马汉茂,1967年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但他当时却连汉语都讲不好,直到游学台湾,结识了当地的华语作家和文人,才算真正融入汉语文学圈,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二十年后与马汉茂共同主持“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会议的刘绍铭,是1960年代台湾《现代文学》的核心编辑之一。这种跨国的文学合作,预示着华文文学天然具有的流通性和全球化,效仿詹姆逊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跨国大同主义时代的华文文学”。
追溯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起源,台湾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重镇。1960年春,当时就读于台大外文系的白先勇呼朋唤友,和欧阳子、李欧梵、王文兴、刘绍铭等十二位同仁共同编辑《现代文学》,掀开了台湾文学崭新的一页。1962年,白先勇在经历了丧母之痛后,飞抵美国,落脚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此时,这位台湾“现代文学”的干将,才真正开启了自己的海外文学生涯。读者所津津乐道的《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名篇,皆在这一时期孕育,刊于《现代文学》,而后结集为“台北人”系列;与此同时,身居美国的白先勇又陆陆续续创作了以《谪仙记》等为代表的“纽约客”系列,聚焦的是流落海外的华人身世和遭遇。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融古典叙事和现代主义为一炉,技法高超,语言典雅,文学史家夏志清曾言:“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夏志清甚至断言:“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由是,白先勇的小说和汤婷婷、聂华苓、谭恩美及后辈作家哈金、严歌苓、薛忆沩等的作品一道,撑起了北美华文文学的璀璨画廊。
伟大的作家既创造着自己的“先驱”,也成为别人的先驱,卡夫卡如此,博尔赫斯更是如此。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语文学中,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迁居英伦。他们既是“异乡人”,又凭借其作品,被后来无数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所青睐,成为英国文学中闪耀的明珠。比如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便以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为先驱和致敬对象。托宾以亨利·詹姆斯的英国经历和戏剧创作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大师》,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康拉德之心》(题目戏仿康拉德的名作《黑暗之心》),以纵横捭阖的行文,逐一批驳了奈保尔的《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和非洲小说家阿契贝的《非洲的形象: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种族主义》对前辈作家康拉德的“诋毁”。康拉德就像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说的“远行之人,必有故事可讲”。托宾为其辩护道,“他的小说触及了东方、西方、非洲、南美、马来西亚和英国”,“他是世界的客人,也是全然的全球化先锋派”。
有了英语文学这一谱系作为参照,再反观中国现代文学,我们或许可将华文文学也纳入到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脉络中,将二者进行勾连,便可发现其中错综复杂的渊源和传承。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的“仙台”经历和幻灯片事件,以及后来的弃医从文,放在这一海外华文文学的显微镜下,也便有了鲜明的“发生学”意义。甚至可以说,鲁迅这一代“五四”文人的经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彰显“海外经验”与“中国情结”紧密关联的事件,更不用提更早的康梁等人。此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老舍的海外生涯和《二马》《小坡的生日》等小说的关系,郁达夫长达七年的南洋流亡和《乱离杂诗》等旧体诗的创作,以及共和国成立前后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和香港的姜贵与张爱玲,无不昭示着迁徙、出走及逃亡中的中国(华文)作家——尽管叙述对象各异,政治立场不同——和中国的血脉关系。中国的社会风俗、政治变迁乃至人情伦理,一度成为这些现代文人强烈关注和批判的对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这一流落海外、情系中国的现象称为“感时忧国”或“中国情结”(Obsession with China),可谓一语中的。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qikandaodu/2021/0326/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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