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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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培源，广东汕头澄海人，曾获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

林培源，广东汕头澄海人，曾获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2017年9月赴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学。小说作品见《花城》《作家》《山花》《作品》《广州文艺》《西湖》等，文学评论见《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等，出版有长篇小说《以父之名》（2016）等7部作品。

一、先驱、后继者与“中国情结”的发生学1964年，二十四岁的布罗茨基（1940—1996）被苏联当局以“寄生虫”罪名提起公诉，流放至北方，而后度过了五年的牢狱生活。整整八年后的1972年，这个做过烧炉工、运尸工、地质勘探等十几样工作的苏联“寄生虫”被人塞进一架飞机远离故土，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流亡。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和纳博科夫一样，布罗茨基最后也到了美国，在远离祖国的美利坚开始了全新的文学生涯。纳博科夫以小说和评论见著，更是一名痴迷蝴蝶的博物学家，而布罗茨基则以诗歌闻世。1987年，他因“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和“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前的11月，布罗茨基为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维特兰德基金会（Wheatland Foundation）文学会议提交了演讲稿《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or Acorns Aweigh）。同年12月，本该赴会的他因获诺奖而缺席了这次“流亡者”盛会。隔年初，布罗茨基的演讲稿在《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关于流亡，布罗茨基如此写道：“之后对于一个从事我们这行职业的人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的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就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之前，它已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不管出于迷恋抑或责任，对布罗茨基而言，流亡首先是和母语之间的割裂——就像被推离海岸，在惊天海浪中浮沉的“橡实”；其次，流亡才意味着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等的变迁。“剑”“盾牌”和“密封舱”，这些闪着金属光泽的词汇被加诸语言身上，使得语言和流亡的关系剑拔弩张。在布罗茨基缺席的那次维特兰德会议上，还有来自中欧、南非、以色列、古巴、智利、索马里和土耳其等国家地区的诗人、作家和记者，布罗茨基与他们共同书写了流亡的动人诗篇，可以说，这群不同国籍、语言和身份的文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共同体”。这样的“流亡者共同体”，不过是“世界文学”中的独特一脉，不管我们以流亡、离散（diaspora）或其他概念称之，背后牵涉的终究还是迁徙、移民、身份及民族认同等问题。无独有偶，世界文学谱系内，还有“华文文学”。这个“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概念很早就被台湾学界意识到，中国大陆则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以“香港—台湾—澳门”为轴心，进而辐射到全世界，方才注意到大陆以外的这一文学现象。1986年，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刘绍铭教授联袂，在德国莱圣斯堡（Reisensburg）举办了“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大会名称，旨在模仿“大英共和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将Commonwealth加以汉化成为“大同世界”。可以说，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华文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此后，“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轮番登台，形成众声喧哗之势。刘绍铭与马汉茂对“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命名，直接以英国殖民地文学为参照。所谓的“共和联邦文学”，根植于英国海外殖民历史，凡是在殖民地以英语这门帝国共同语言创作的作品，皆可纳入其中 。我们所熟知的英国籍印度裔小说家萨尔曼 · 拉什迪（Salman Rushdie）即为一例。拉什迪（也译鲁西迪）以《午夜之子》斩获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在这部巨著中，拉什迪将复调、对位和后现代手法融为一炉，以狂放的想象力书写了一则印度独立的政治寓言。1989年，他的另一部小说《撒旦诗篇》因讽刺伊斯兰教而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通缉令。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下，拉什迪只好隐姓埋名，开始了漫长的“内在逃亡”。直到1998年英国和伊朗恢复外交，拉什迪的危险处境才得以解除。许多年后，拉什迪撰写了英文回忆录《约瑟夫·安东》（Joseph Anton，2012）追忆此事。当时苏桑·桑塔格、马尔克斯等文学名流都曾公开发言怒斥伊朗当局的野蛮行径。拉什迪写到，马尔克斯闻讯向他打来电话，隔着千山万水，两位大作家夹以法语和英语，磕磕碰碰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越洋通话。这部回忆录之所以命名为“约瑟夫·安东”，则源自他所崇敬的两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契诃夫；此外，今年刚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是“共和联邦文学”中的佼佼者。和拉什迪一样，奈保尔祖籍印度，但他出生于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1950年代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求学。最早为中国大陆读者所熟知的小说集《米格尔街》，即是奈保尔深情回望故乡为特立尼达 “米格尔街”上的底层人所塑的群像。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被称为当代英国文学的“移民三雄”，可见，在这一标签下，地缘政治、文化边界、文学风格等都被降一格，而以书写语言“英语”作为最大公约数。如果说，英语世界的“共和联邦文学”常围绕“宗主国”/殖民地的身份冲突、文化对抗为书写主题的话，那么，汉语/华文世界的“大同”文学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我们知道，目前学界所谈论的“华文文学”，是指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国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譬如南洋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泰国以及欧美各国的华文创作，都可纳入“华文文学”的版图之中，华文文学发源中国文学，又有别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保持着联动、对话甚至拮抗的张力。前文述及的汉学家马汉茂，1967年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但他当时却连汉语都讲不好，直到游学台湾，结识了当地的华语作家和文人，才算真正融入汉语文学圈，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二十年后与马汉茂共同主持“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会议的刘绍铭，是1960年代台湾《现代文学》的核心编辑之一。这种跨国的文学合作，预示着华文文学天然具有的流通性和全球化，效仿詹姆逊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跨国大同主义时代的华文文学”。追溯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起源，台湾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重镇。1960年春，当时就读于台大外文系的白先勇呼朋唤友，和欧阳子、李欧梵、王文兴、刘绍铭等十二位同仁共同编辑《现代文学》，掀开了台湾文学崭新的一页。1962年，白先勇在经历了丧母之痛后，飞抵美国，落脚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此时，这位台湾“现代文学”的干将，才真正开启了自己的海外文学生涯。读者所津津乐道的《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名篇，皆在这一时期孕育，刊于《现代文学》，而后结集为“台北人”系列；与此同时，身居美国的白先勇又陆陆续续创作了以《谪仙记》等为代表的“纽约客”系列，聚焦的是流落海外的华人身世和遭遇。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融古典叙事和现代主义为一炉，技法高超，语言典雅，文学史家夏志清曾言：“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夏志清甚至断言：“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由是，白先勇的小说和汤婷婷、聂华苓、谭恩美及后辈作家哈金、严歌苓、薛忆沩等的作品一道，撑起了北美华文文学的璀璨画廊。伟大的作家既创造着自己的“先驱”，也成为别人的先驱，卡夫卡如此，博尔赫斯更是如此。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语文学中，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迁居英伦。他们既是“异乡人”，又凭借其作品，被后来无数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所青睐，成为英国文学中闪耀的明珠。比如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便以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为先驱和致敬对象。托宾以亨利·詹姆斯的英国经历和戏剧创作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大师》，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康拉德之心》（题目戏仿康拉德的名作《黑暗之心》），以纵横捭阖的行文，逐一批驳了奈保尔的《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和非洲小说家阿契贝的《非洲的形象：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种族主义》对前辈作家康拉德的“诋毁”。康拉德就像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说的“远行之人，必有故事可讲”。托宾为其辩护道，“他的小说触及了东方、西方、非洲、南美、马来西亚和英国”，“他是世界的客人，也是全然的全球化先锋派”。有了英语文学这一谱系作为参照，再反观中国现代文学，我们或许可将华文文学也纳入到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脉络中，将二者进行勾连，便可发现其中错综复杂的渊源和传承。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的“仙台”经历和幻灯片事件，以及后来的弃医从文，放在这一海外华文文学的显微镜下，也便有了鲜明的“发生学”意义。甚至可以说，鲁迅这一代“五四”文人的经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彰显“海外经验”与“中国情结”紧密关联的事件，更不用提更早的康梁等人。此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老舍的海外生涯和《二马》《小坡的生日》等小说的关系，郁达夫长达七年的南洋流亡和《乱离杂诗》等旧体诗的创作，以及共和国成立前后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和香港的姜贵与张爱玲，无不昭示着迁徙、出走及逃亡中的中国（华文）作家——尽管叙述对象各异，政治立场不同——和中国的血脉关系。中国的社会风俗、政治变迁乃至人情伦理，一度成为这些现代文人强烈关注和批判的对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这一流落海外、情系中国的现象称为“感时忧国”或“中国情结”（Obsession with China），可谓一语中的。二、流亡诗学与“中国性”的书写探讨海外/世界华文写作与“中国情结”的关系，不可不提黄锦树的“重写郁达夫”系列小说（《死在南方》《M的失踪》等）。黄锦树祖籍福建南安，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居銮，1986年赴台湾求学，之后入籍台湾，成为著名的马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从求学经历来看，黄锦树和前辈作家李永平有相似之处，不过李永平在台湾寓居九年后，选择远赴美国深造，在辗转纽约、密苏里等地求学过程中，陆陆续续完成了早期代表作《吉陵春秋》，最终学成归来，定居台湾。而黄锦树似乎并不想步老一辈作家的后尘，他的小说另辟行径，重在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中国性”（Chineseness）与汉语文学的复杂关系，加上他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不遗余力对马华文学大举讨伐，在华文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更令其人其作争议不断。王德威戏称黄锦树为马华文学的“坏孩子”，这一称呼，不啻将他视作马华文学谱系中叛逆的异类。那么，黄锦树又是如何“重写”郁达夫的呢？在现代中国的“五四”文人中，郁达夫以《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具有鲜明自传性和抒情性的小说奠定了其独树一帜的文学地位。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郁达夫携家眷逃离动乱的祖国，前往新加坡，继续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新加坡前后三年间，郁达夫曾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星洲晚报》文艺副刊《繁星》和《星光画报》文艺版的主编，写下系列抗战文章。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初，在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抗日文化人士，乘着一艘摩托舢板撤离，逃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Payakumbuh）。其间，一行人曾先后辗转卡里曼岛（Karimun）、石叻班让（Selat Panjang）、孟加丽（Bengkalis）和保东村（Pulau Padang）等地。由于荷兰殖民政府不颁发前往爪哇的签证，以致他们无法绕道返回中国，无奈之下，只好继续逃亡。郁达夫最终落脚巴雅公务镇，在当地华侨的掩护和资助下，办起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任老板，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战败，郁达夫化身印尼侨商的身份曝光，随后被日军秘密处决。这段悲壮经历于1946年经由胡愈之的悼亡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披露。自此，“爱国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胡愈之语），几乎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对郁达夫的盖棺论定。离乱年间，郁达夫告别了沉郁的笔调和苦闷的抒情，只能在飘零途中写下汉诗短章（遗稿《乱离杂诗》也经由胡愈之整理问世）。可以说，属于五四的郁达夫自远离祖国的那一刻就已“死去”，南洋八年（1938—1945）间的流亡，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扑朔迷离的传奇。黄锦树的《死在南方》取材自郁达夫的南洋经历，经过一支妙笔，衍化出虚实相间的“流亡诗学”。自称为“骸骨迷恋者”的郁达夫，也在数十年后，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图中被一再撬离，坠落于马华文学的迷阵中。《死在南方》讲述了“我”童年时和郁达夫相遇，以及三十年后对郁达夫的追寻。在追叙赵廉老板为日军担任翻译和他对印尼当地人的恩惠时，小说以亦真亦幻的笔触，制造了巨大的叙事空缺。赵廉（郁达夫）是如何失踪的？又是如何死去的？或许他并没有失踪，也没有死去。妻儿在日本战败后离开印尼，而“失踪”的郁达夫却化身幽灵，一次次地回来了。不仅在“我”的记忆中，也在被“我”发现的残片断章中，以文字的方式死而复生。“遗族的终于离去，间接地也就宣判了赵廉的死亡；再也没有人期待他回来；奇怪的是，他的‘幽灵’也在那一刻起获得解放，他竟然‘回来’了。”在黄锦树小说的起死回生术中，现代中国、遗民、族群认同等压在郁达夫/赵廉和南洋华人身上的历史包袱，似乎轻而易举地被卸掉了。《死在南方》延续黄锦树小说一贯的“失踪—寻找”模式，这样的叙事，最早可追溯到他1990年的短篇《M的失踪》（当时黄锦树还是台大中文系的学生）。《M的失踪》虚构了马来国家文学和马华作家群围绕一部匿名巨作的争夺战，暗示了其时马华文学的“经典缺席”的焦虑。叙述者的记者“我”通过种种追寻将目标锁在了失踪的郁达夫身上。大写的M，明白无误指向了失踪的“大师“（Master），也对马华文学对中国性的“认祖归宗”和经典焦虑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篇小说已经成为马华文学的经典，也成了一则马华文学和“中国性”互相缠结的政治寓言。无疑，黄锦树试图借《死在南方》和《M的失踪》等作品提出大哉问：华文文学必须定中国为一尊吗？如果马华文学其来有自，又如何凸显其独异性？在“重写郁达夫”系列之外，黄锦树还有《梦与猪与黎明》(1994)、《乌暗暝》(1997)、《由岛至岛》(2001)等短篇结集。这些小说，或深入橡胶雨林，或勾勒在地华人身影，为读者营造出浓郁的马华情调。当然，小说之外，黄锦树还有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他著有《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1996)、《马华文学与中国性》(1998)等学术作品 。可以说，创作和评论并举的黄锦树，实现了在小说虚构和学术领域的双丰收，并以热辣狂放的想象力重构“中国性”，续写了又一段南洋传奇。如果说“坏孩子”黄锦树的反骨是对刻板中国性的抵抗和疏离，那么，比黄锦树年纪稍长的另一位华人作家薛忆沩，则呈现出华文文学的另一副面孔——尽管我们很难将薛忆沩的写作全部纳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版图中。薛忆沩1964年生于湖南郴州，1980年代求学北京航空大学（现为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被大陆媒体称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1989年，25岁的薛忆沩写下长篇处女作《遗弃》。1991年，他和王小波同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02年，薛忆沩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至今，其间的1996年到2006年，则在深圳大学任教。近年，薛忆沩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空巢》《希拉里，密和，我》以及《文学的祖国》《异域的迷宫》等文学随笔，并不断进行着旧作的“重写”，其中就有2012年的重写版《遗弃》。“图林说，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这是《遗弃》开篇的第一句话。《遗弃》便是生活在1980年代的年轻人图林的一份“生活的证词”。图林是一名“自愿遗弃者”和“业余哲学家”，小说文本由他的日记和小说习作组成——它们构成这份“生活的证词”的一体两面，图林便借助这两类文体，在现实和想象的平行世界展开精神漫游。1989年，主人公图林自动脱离公务员的岗位，从体制内退下来，开始“遗弃”这个世界，成为沉底的“局外人”和一个“例外”：他当兵的弟弟死了，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最终离开他，图林隔绝于世界之外，却在精神大地上不断远行。《遗弃》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薛忆沩反复探寻的场域，这在他的“战争系列”《首战告捷》和“深圳人系列”《出租车司机》等小说中可窥见一斑。无缘大陆出版的《白求恩的孩子》和《一个影子的告别》，更是以“犯忌”的姿态，凿开了共和国历史的黑洞。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存在两个薛忆沩，一个薛忆沩通过文学审查在中国大陆出版，拥有“合法”身份，并赢得了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另一个薛忆沩则披上“禁书”的面纱，只能暂时取道港台等地，与读者秘密约会。如果说《遗弃》《空巢》和《出租车司机》等讲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那么在新作《希拉里，密和，我》，薛忆沩则不再满足于本土叙事，而将视角伸向“全球化的大时代”，讲述发生在“异乡”（蒙特利尔）的故事。在《空巢》中，薛忆沩将叙事形式和现实观照巧妙融合，到了《希拉里，密和，我》，这一融合则进一步强化。深谙小说虚构堂奥的薛忆沩，在新作中重新发明了文学书写当下的“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他“固执”地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蒙特利尔的冰湖，“那是我在蒙特利尔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人物在此则轮番登台，上演了“一个冬天的故事”，时间、地点和行动的整一，无不令人想起发端于启蒙时代，盛于欧洲新古典主义戏剧的传统。从形式上，《希拉里，密和，我》是对莎翁浪漫传奇剧《一个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1623）别样的“戏仿”。借莎士比亚的壳，薛忆沩为虚构的小说注入了“全球化时代”的魂。传奇和小说在此相遇。然而，就像理查德·卡尼（Richard Kearney）在《故事离真实有多远？》（On Stories）中谈到的，小说和传奇毕竟有别，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小说独有的“综合性”。小说可以综合诗、戏剧乃至散文。在薛忆沩笔下，虚构的魔力就在于他化虚为实，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小说叙述者“我”是一个丧偶的中年男人，他经历妻子的死亡（患胰腺癌去世）之后，又遭受了女儿“离家”所带来的父女关系的“死亡”。加缪的“默尔索”（《局外人》）失去了母亲，而“我”也在两次“死亡”后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这个孤独的男人在蒙特利尔奇特的冬天和两个“神秘的女人”相遇了。一个是“健康的病人”希拉里；一个是坐在轮椅上的东方女子密和。希拉里的神秘吸引了“我”的注意，在寒冬的海狸湖边埋头写作的密和也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这是小说的谜面：“我清楚地意识到与上一个冬天相比，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丈夫，我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业主（按：叙述人“我”卖掉经营了十三年的便利店），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在生命被抛掷进虚空之后，反观其移民生活，也在反观中探寻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1974年”“圆明园的废墟”和“密云水库”，是小说中三位陌生人勾连彼此记忆和历史的“中国”密码。借助《希拉里，密和，我》，薛忆沩道出了这样的真相：在全球化大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复杂而脆弱；他也由此勾连了当下和历史的辩证关系。这部小说像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出了历史的“遗腹子”。“冬天的故事”烛照出“同时代人”的精神状态：我和你，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在小说结尾，“我”借“王隐士”的洞见，道出了另一个真相：“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你永远回不了家，你是所有地方的陌生人！’”对中日混血的密和来说如此，对神秘的希拉里如此，对小说中的“我”来说更是如此。在处女作《遗弃》中，图林在虚构（小说）和现实（日记）中展开内在的精神流亡，时隔近三十年，薛忆沩将“流亡”的版图一再拓宽，深入到全球化时代，继续探寻个人和历史间的复杂关联。在如何书写“中国性”这一问题上，薛忆沩和黄锦树不同。抛开二者的意识形态歧义，黄锦树的小说总是存在一个精确的瞄准点，那就是被神话化了的“中国性”。他的“重写郁达夫”，既是对这一中国神话祛魅，又是试图借助小说，重构马华文学的主体性；而薛忆沩则将个人和中国的关系，放在异域时空做探寻和观照，他笔下的“人”总是被抛出历史之外，流落为全球化时代的异乡人。他笔下的“中国性”更像一个移动的坐标，既是“此在”，又是“异在”。在海外华文小说的场域中，黄锦树和薛忆沩也只是长着特别面孔的代表，在他们之外，尚有活跃于欧洲、澳洲、非洲、北美、拉美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不管是否以汉语作为书写语言，只要小说聚焦华人在域外的生存状态、精神裂变，都和“中国性”息息相关。比如以英文创作小说的哈金，既关注当下的法拉盛唐人街（小说集《落地》），又不忘深入历史，为南京大屠杀抒写“安魂曲”（《南京安魂曲》）。再比如移民英国的女作家郭小橹——其代表作有《简明中英文恋人词典》（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2007）和近年出版的回忆录《九州：中国内外回忆录》（Nine Continents： A Memoir In and Out of China，2017）。不管是为当下的移民生活做速写，还是为逝去的历史写备忘，语言不过是披在这些作家身上的一件隐身衣。抛开这个，我们能说，他们所思所写的和中国无关吗？他们眼中的中国，不同于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不同于苏童的香椿树街，更不同于阿来的西藏和阎连科的耙耧山脉。与其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异域之声，毋宁说，他们和内在于中国大陆的作家构成对话，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书写的对位。忽略任何一方，都不足以呈现“中国性”的本来面貌。三、离散、华语语系与文学“大同主义”近年，学者针对海外华语写作的历史现象和当前状况著书立说，所涉概念有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等，大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其中由海外华裔学者提出的“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影响最深，争议最大。以相关“读本”为例，就有史书美、蔡建鑫和Brian Bernard主编的《华语语系研究：一个批判性读本》（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2013），王德威、高嘉谦、胡金伦主编的《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Sinophone / Xenophone：Contemporary Sinophone Literature Reader，2016），还有较早由石静远、王德威主编的《全球化的中国文学：批判性的文选》（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Critical Essays，2010）。如果说，石静远、王德威是基于多元混杂的“大同主义”，将中国大陆、离散华人、华侨、华裔的文学生产纳入华语语系的范畴——尤其在王德威的论述中，中国大陆是被华语语系“包括在外”，那么，到了史书美这里，华语语系则呈现全然不同的面貌。在其论述框架中，中国大陆是被排除在华语语系之外的，她所倡导的华语语系研究，聚焦的是“中国以外的华语社群，以及中国境内不得不使用汉语的少数族群”，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体的研究”。换言之，她的研究虽是从作为最大公约数的母语问题切入，却无意于以汉语或者中文为主体，以构建“世界华文文学”或者“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而是执着地批判“中国情结”（即夏志清所谓“obsession with China”）。在史书美的理解中，汉族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等都是和帝国殖民无异的霸权，都是要被拆解和打倒的，但纵观其论述，不难发现存在偏颇之处。究其原因，华语语系和中国文学并非殖民对抗，在“中国性”的问题上，也并非判然有别。要客观地辨析史书美和王德威等学者所提出的华语语系观念，就不得不追根溯源，深挖其理论泉眼。可以说，史书美“离经叛道”的华语语系，是从西方后学如解构主义、后殖民话语和少数族裔理论出发的。比如她所高举的理论大旗，就有德勒兹 ( Gilles Deleuze) 与瓜塔里 ( Felix Guattari) 合著的《卡夫卡：通往一种少数文学》。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少数文学”指的是“少数文学并非产生于少数族裔的文学，它是少数族裔在多数（major）的语言内部建构的东西”。“少数文学”有解域化、政治性和体现集体价值等重要特征。“少数文学”从语言问题出发，以此类推，华语语系中的“华语”则对应西方帝国殖民统治中所推行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语言殖民”史。如此，帝国与殖民地、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便有了强烈的等级关系。在西方后殖民的理论中，如何颠覆结构帝国中心主义，是无数学者和作家所关注的重心，但这一颠覆，是建立在殖民历史的实体之上，而非无凭无据的空中楼阁，但史书美用西方帝国主义、后殖民话语作类比，所高扬的华语语系则明显有脱离事实而牵强附会之嫌。学者刘俊在《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发展及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论述中心》一文中认为：“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与其他具有使用汉语（中文、华语、华文）社群的国家和地区不存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汉语‘输出’，也不存在英、法等国那样依靠殖民统治向殖民地强行推广自己语言的现象，由是，史书美在这里‘仿造’‘Anglophone’和‘Francophone’‘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史书美个人色彩的Sinophone（‘史氏Sinophone’），其实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一种不合适的‘误用’。”而从离散/流散（diaspora）和华语语系的历史关系来看，史书美在近著《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2017）中对华语语系所作定义如下：“华语语系研究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体的研究。这里‘中国和中国性边缘’不仅仅理解为具体的，同时也要理解为概略的。它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地缘政治之外的华语群体，他们遍及世界各地，是持续几个世纪以来移民和海外拓居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同时，它也包括中国域内的那些非汉族群体，由于汉族文化居于主导地位，面对强势汉语时，它们或吸收融合，或进行抗拒，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回应。由此，华语语系研究在整体上天然就是比较的、跨国族的，但它又处处与时空的具体性紧密相关，即依存于其不同研究对象而变动不居。”也就是说，在史书美的理解中，离散中国人和中国本土之间的关系，并非天然的，而是有期限的和人为建构的。当离散、流散的华裔（中国人）与定居地文化相融合时，离散的命运便宣告终结。此时不管你所使用的是何种语言，已然不属于“强势汉语”，而是另起炉灶，成为华语语系。因此，“离散中国有尽时，华语语系无绝期”。史书美甚至进一步在收编北美华语电影、华人写作和港澳台等地的视觉影像、文字书写之外，还将华语语系的冰镐深凿到了中国大陆内部，试图挖掘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的发“异声”、持“异见”者，将这些对中国认同的分歧视为“华语语系”的增援队伍。无怪乎，在《反离散》一书出版后，身为资深华文文学研究者的黄锦树也按捺不住，站出来批驳道：“史书美那样的‘反离散’论，究竟在反什么？对像我这样一个老派的华文文学研究者来说，‘华语语系人’史书美的论述不过是用歪七扭八的新瓶来装那一点点旧酒。……在书中，她还刻意把 Chinese diaspora 译为‘离散中国人’而不是离散华人，刻意用美国人的眼光来看 Chinese 这个字 。而当华文文学的‘华’被转译为建构式数学式的‘华语语系’时，连华人、华文这些原本简单又简洁的词汇都难以表述了。”（黄锦树：《这样的“华语语系”论可以休矣！——史书美的“反离散”到底在反什么？》）此外，身处中国大陆的学者如赵稀方、朱崇科、汤拥华等也都曾撰文，对史书美“一家独大”的华语语系理论进行学理性的探讨和批判。不过，在梳理了围绕华语语系的争论之后，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将这一理论大旗扯下焚烧，而奉海外华文、世界华文等概念为正宗呢？其实未必。当我们在探讨流散、离散和“华语语系”书写之间的关系时，不应将目光局限于文学领域，关于“中国”的论述，也不唯史书美一家之言。而应让不同政治立场、学术派别的观点和思想互相激荡，彼此生发。从文化根系与中国性的认同和界定来看，杜维明的“文化中国”、王赓武的中国天下观、唐君毅所言的“花果飘零、灵根自植”、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和“从周边看中国”等，为我们提供了更切实可行的理解处于地缘政治、文化传承、宗族血缘等历史、社会和人类学话语网络之内的“中国”。回到开篇所谈的“流亡者共同体”和“共和联邦文学”的问题上来。以布克文学奖为例，1968年，在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美国普利策奖等的激励下，英国图书界提议设立一项可以与之媲美的文学奖，用以奖励年度最佳英文长篇小说，获奖人不限于英国籍作家，其他如爱尔兰及英联邦国家作者都可参与，但美国作家除外。英国图书界此举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抵制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快餐文化对文学的蚕食。不过，自2013年起，只要是以英文写作并曾在英国出版的书籍即可参选。这意味着，原先被排除在外的“美国文学”（包括翻译成英文出版的其他语种的书籍），也可以竞逐此奖了——中国作家阎连科继2013年的《受活》和2016年的《四书》后，于2017年再次以《炸裂志》（英译本）入围国际布克奖，即是明例。换言之，布克奖的起源和发展早已跳出了“共和联邦”的窠臼，而将目光伸向更具世界主义的广阔天地。从汤婷婷、聂华苓到白先勇、谭恩美、严歌苓、裘小龙、哈金等北美华裔作家，再到高行健、毛翔青、张戎、郭小橹、杨炼、余泽民等身处欧洲的华裔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华裔族群中的文人几乎遍布全球各地，他们的存在不该被简单纳入华语语系或海外华文的理论牢笼内，而理应还原到复杂、多元的历史文化场域中被细读。这样一批华文作家，或移民，或流放，但大多具有强烈的中国情结。正如《纳博科夫传》的作者博伊德所写：“阅读纳博科夫，就仿佛坐在一个房间里，却看到外面某种诱人的风景，在阳光中摇曳生姿，它在召唤着我们。”我们所选择的“房间”，面对的也正是海外（世界）华文文学这样“诱人的风景”，如何观看，描摹并攫取其光辉，是个大问题。在我们回溯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来路时，是否能承接晚清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在中西交融和对话中，创建更具包容性的“中国性”和华文世界呢？如此，这一时时召唤着我们的风景才能散发恒久而迷人的魅力。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qikandaodu/2021/0326/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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