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3) - 海外文摘·学术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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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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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亡诗学与“中国性”的书写

探讨海外/世界华文写作与“中国情结”的关系，不可不提黄锦树的“重写郁达夫”系列小说（《死在南方》《M的失踪》等）。黄锦树祖籍福建南安，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居銮，1986年赴台湾求学，之后入籍台湾，成为著名的马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从求学经历来看，黄锦树和前辈作家李永平有相似之处，不过李永平在台湾寓居九年后，选择远赴美国深造，在辗转纽约、密苏里等地求学过程中，陆陆续续完成了早期代表作《吉陵春秋》，最终学成归来，定居台湾。而黄锦树似乎并不想步老一辈作家的后尘，他的小说另辟行径，重在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中国性”（Chineseness）与汉语文学的复杂关系，加上他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不遗余力对马华文学大举讨伐，在华文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更令其人其作争议不断。王德威戏称黄锦树为马华文学的“坏孩子”，这一称呼，不啻将他视作马华文学谱系中叛逆的异类。

那么，黄锦树又是如何“重写”郁达夫的呢？

在现代中国的“五四”文人中，郁达夫以《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具有鲜明自传性和抒情性的小说奠定了其独树一帜的文学地位。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郁达夫携家眷逃离动乱的祖国，前往新加坡，继续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新加坡前后三年间，郁达夫曾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星洲晚报》文艺副刊《繁星》和《星光画报》文艺版的主编，写下系列抗战文章。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初，在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抗日文化人士，乘着一艘摩托舢板撤离，逃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Payakumbuh）。其间，一行人曾先后辗转卡里曼岛（Karimun）、石叻班让（Selat Panjang）、孟加丽（Bengkalis）和保东村（Pulau Padang）等地。由于荷兰殖民政府不颁发前往爪哇的签证，以致他们无法绕道返回中国，无奈之下，只好继续逃亡。郁达夫最终落脚巴雅公务镇，在当地华侨的掩护和资助下，办起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任老板，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战败，郁达夫化身印尼侨商的身份曝光，随后被日军秘密处决。这段悲壮经历于1946年经由胡愈之的悼亡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披露。自此，“爱国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胡愈之语），几乎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对郁达夫的盖棺论定。

离乱年间，郁达夫告别了沉郁的笔调和苦闷的抒情，只能在飘零途中写下汉诗短章（遗稿《乱离杂诗》也经由胡愈之整理问世）。可以说，属于五四的郁达夫自远离祖国的那一刻就已“死去”，南洋八年（1938—1945）间的流亡，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扑朔迷离的传奇。

黄锦树的《死在南方》取材自郁达夫的南洋经历，经过一支妙笔，衍化出虚实相间的“流亡诗学”。自称为“骸骨迷恋者”的郁达夫，也在数十年后，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图中被一再撬离，坠落于马华文学的迷阵中。《死在南方》讲述了“我”童年时和郁达夫相遇，以及三十年后对郁达夫的追寻。在追叙赵廉老板为日军担任翻译和他对印尼当地人的恩惠时，小说以亦真亦幻的笔触，制造了巨大的叙事空缺。赵廉（郁达夫）是如何失踪的？又是如何死去的？或许他并没有失踪，也没有死去。妻儿在日本战败后离开印尼，而“失踪”的郁达夫却化身幽灵，一次次地回来了。不仅在“我”的记忆中，也在被“我”发现的残片断章中，以文字的方式死而复生。“遗族的终于离去，间接地也就宣判了赵廉的死亡；再也没有人期待他回来；奇怪的是，他的‘幽灵’也在那一刻起获得解放，他竟然‘回来’了。”在黄锦树小说的起死回生术中，现代中国、遗民、族群认同等压在郁达夫/赵廉和南洋华人身上的历史包袱，似乎轻而易举地被卸掉了。

《死在南方》延续黄锦树小说一贯的“失踪—寻找”模式，这样的叙事，最早可追溯到他1990年的短篇《M的失踪》（当时黄锦树还是台大中文系的学生）。《M的失踪》虚构了马来国家文学和马华作家群围绕一部匿名巨作的争夺战，暗示了其时马华文学的“经典缺席”的焦虑。叙述者的记者“我”通过种种追寻将目标锁在了失踪的郁达夫身上。大写的M，明白无误指向了失踪的“大师“（Master），也对马华文学对中国性的“认祖归宗”和经典焦虑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篇小说已经成为马华文学的经典，也成了一则马华文学和“中国性”互相缠结的政治寓言。无疑，黄锦树试图借《死在南方》和《M的失踪》等作品提出大哉问：华文文学必须定中国为一尊吗？如果马华文学其来有自，又如何凸显其独异性？在“重写郁达夫”系列之外，黄锦树还有《梦与猪与黎明》(1994)、《乌暗暝》(1997)、《由岛至岛》(2001)等短篇结集。这些小说，或深入橡胶雨林，或勾勒在地华人身影，为读者营造出浓郁的马华情调。当然，小说之外，黄锦树还有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他著有《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1996)、《马华文学与中国性》(1998)等学术作品。可以说，创作和评论并举的黄锦树，实现了在小说虚构和学术领域的双丰收，并以热辣狂放的想象力重构“中国性”，续写了又一段南洋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