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视域下的国际交流基金海外日语推广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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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其次，近年来，在法人化和政府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正在由“支援”模式向“推动”模式转化，但在海外的教学实践中仍采

其次，近年来，在法人化和政府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正在由“支援”模式向“推动”模式转化，但在海外的教学实践中仍采取辅助的形式。基金在开展具体工作时，并未一味地强调主导权，而是通过制订日语教育标准、推广统一教材和网络教学平台等方式，间接地提高自身的发言权。同时，在日语教学过程中依然表现出尊重当地教育机构和教师主导地位的姿态，积极帮助编写适合于当地的日语教材，并通过提供多种形式的辅助性支援活动，来推动日语教育的本土化。

再次，国际交流基金在推进日语教育活动的同时，也通过日语能力考试和海外日语教育状况调查等方式，对日语教学的成果和现状进行较科学的检测和分析。这些辅助性的工作既能够为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提高和改进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也能够帮助政府对基金的海外日语推广工作的成效进行评估，因此对于基金的海外日语推广活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基金注重将日语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努力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小学和中学教授日语，不但能够提高日语学习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在制度层面上使海外日语教学实现常态化和本土化，并进一步扩大日语的影响力，巩固日语学习的基础，推动日语的国际化。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交流基金在规划海外日语推广活动时，也参考借鉴了包括我国孔子学院在内的众多国外语言推广机构的经验。例如，“JF日语教育标准”的制订、“JF日语网络”的建设、“海外日语学习者500万人”计划等都是受到孔子学院的影响（岛津拓，2010：117）。同样，我国也应该参考借鉴国际交流基金的经验，制订科学实用的海外汉语推广政策，借助全球化进程，在国际舞台上弘扬中华文化。

[1]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官网，

[2] 程志燕，《国际交流基金与日本日语教育国际化及对我国汉语推广的启示》，《科教导刊》，2018年，第5期，第64-65、78页。

[3] 岛津拓，《言語政策として“日本語の普及”はどうあったか》，ひつじ書房，2010年，第58-59、117页。

[4] 董学峰、彭爽，《汉语国际推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58-62页。

[5] 国际交流基金，《2018年度海外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結果(速報値)》，

[6] 国际交流基金，《第3回“第1部：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の目的と理念”会議録》，

[7] 国际交流基金，《海外の日本語教育の現状·2012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より》，2013年，第1-2页。

[8] 国际交流基金，《平成27年度業務実績等報告書》，

[9] 国际交流基金，《平成27年度業務実績評価》，

[10] 国际交流基金，《平成29年度業務実績等報告書》，

[11] 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国際交流基金30年のあゆみ》，国际交流基金，2006年，第23、122、125、126、139、335页。

[12]日高史也，《相互理解のための日本語：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の構築をめざして》，《遠近》，2006年，第12期，第51页。

[13]日语能力考试官网，

[14] 市濑俊介，《国際交流基金の日本語教育政策転換について》、《神戸国際大学紀要》，2012年，第82期，第61-73页。

[15] 许慈惠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运作机制研究》，《国外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529-586页。

[16] 朱猛，《国际交流基金与日语国际推广》，《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8期，第91-100页。

[17] 椎名和男，《海外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外観》，上野千鹤子编：《講座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16·日本語教育の現状と課題》，明治书院，1991年，第12页。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程度正在不断上升。英语的普及促进了知识和信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传递，同时也增进了各国人民的沟通和理解。然而，语言不但是工具，还是资本和权力。凭借着语言方面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将其所特有的文化扩散到世界各地。与此相对，非英语国家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挤压，日趋边缘化和稀薄化。为了保护并发展本国文化，许多国家政府将本国语言的教育上升到战略层面，致力于在海外推广本国语言，增加海外学习者人数，扩大教育机构的分布区域。本国语言的国际化不仅能够推动对外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也有助于扩大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国际交流，提高了各国的文化包容性，但在他国开展本国语言教育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在这方面，日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在海外开展日语教育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将日语定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仅有日本一国，与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相比，日语在使用范围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然而，据统计，2018年全世界共有14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日语教学，日语学习者达到3，846，773人，并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呈逐年增加之势（国际交流基金会，2019）。对于各国人士而言，日本发达的经济、教育、科技及其独特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积极的日语国际化政策也是日语学习者不断增加的重要推手。在将日语推向海外的过程中，半官方组织国际交流基金（以下简称为“基金”）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正是在国际交流基金的管理和协调下，海外的日语教育呈现出有条不紊的状况。与国际交流基金相类似，我国的孔子学院也承担着在海外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经过近十四年的发展，到2017年底共在146个国家开设了525个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在推动汉语国际化的进程中确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教学和管理等方面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董学峰、彭爽，2016:58-62）。虽然孔子学院和国际交流基金的性质及运营模式有较大差异，但后者长期在海外开展日语教育所积累的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少可借鉴之处。关于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语推广活动，中日两国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岛津拓（2010：58-59）指出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语推广工作长期以来遵循“现地主义”的理念，主要采取重视数量的“援助”模式，但在法人化以后将为外交政策服务作为基本方针，开始向重视质量的“积极推动”模式转换。市濑俊介（2012:61-73）则批评国际交流基金的对外日语教育活动在理念上模棱两可，其组织行为有追求自身利益之嫌。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有关理念的分析和批判，并未对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语推广活动的具体做法和成效进行具体探讨。不同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对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语推广活动多持肯定态度，希望能从中总结出可以借鉴的经验。许慈惠等（2016:529-586）对国际交流基金的运作机制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并从日语教材开发、《JF日语教学标准》制订、海外日语教育状况调查等多个方面考察了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朱猛（2015:91-100）认为，国际交流基金通过平行推进日语推广、文化艺术交流、日本研究与知识交流的三方面工作，丰富并扩大了日语国际化的外延，再辅之以科学管理、全球布局和多方引资，使海外日语推广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程志燕（2018:64-65、78）也认为国际交流基金通过向世界各国的日语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援助、教师派遣、教师培养、教材开发等方面的帮助，有力地推动了日语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我国学者的研究对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的内容进行了具体考察，但均未对其理念和特点进行深入分析。针对既往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将在考察国际交流基金的制度设计和组织运营状况的基础上，将其海外日语教育活动的理念、内容、形式和效果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由此探讨国际交流基金海外日语推广活动的内在机制和主要特点。一、国际交流基金的制度设计与组织运营（一）基金的制度设计国际交流基金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关系，如何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都是日本政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1971年，以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为首的内阁开始考虑设立一个由政府出资建立，并由政府主导的大型财团，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972年5月日本国会批准了佐藤内阁提出的国际交流基金法案，同年10月2日国际交流基金正式成立。从国际交流基金设立的背景来看，开展与美国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交流活动是这一机构设置之初的最主要工作。此外，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欧美等国与日本的贸易争端也不断升级，东南亚甚至发生了反日暴动。日本政府开始反省对外交流活动中的经济中心主义倾向，逐步重视文化在国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197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时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指出，日本已经在70年代从经济中心主义“毕业”，今后应进入“文化的时代”（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2016：23）。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改善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负面形象，减少国际社会对日本所抱有的偏见，是最为紧迫的任务。为此，基金在成立之初，就将“增进国际理解”定为组织目标，将向各国介绍日本的独特文化、帮助外国人士了解日本文化作为主要工作内容。虽然基金是一个法人组织，但作为受外务省管辖的特殊法人，基金所开展的活动在本质上是为日本政府的外交工作服务的。根据国际交流基金法的规定，基金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以国际文化交流为目的的人员派遣和邀请；（2）向国外的日本研究提供援助、斡旋，以及开展日语推广工作；（3）举办以国际文化交流为目的的活动，或向此类活动提供援助、斡旋以及参与活动；（4）编写、收集、交换、发行向国外介绍日本文化的资料以及其他国际文化交流所需的资料；（5）开展以国际交流为目的的调查和研究，等（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2016：335）。按照这一法律规定，国际交流基金的主要工作是在国外推广日语，介绍日本文化，并推动国外学者的日本研究。基金的上述工作在其成为独立行政法人后依旧得到了延续，2002年颁布的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法中，对于基金的业务范围并未作大的修改，基本上承继了此前的传统。2002年12月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法获得通过，国际交流基金于2003年10月1日正式由特殊法人转变为独立行政法人。作为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能够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自身运营所需的经费，因此其活动在制度上已不直接受到外务省的控制。但是，由于政府财政仍然是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基金并不能真正摆脱对外务省的依赖。根据相关规定，须由外务大臣向基金发布三至五年的中期目标，基金据此制定中期计划，并提交外务大臣审核通过。随后，由外务省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委员会①2015年4月以后评估工作在制度上变为由外务大臣直接负责。参照中期计划对国际交流基金的工作状况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对基金的组织结构和各项工作进行调整。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基金并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权，而且由于评估的结果直接影响基金的运营和发展，因此其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反而有所上升。（二）国际交流基金的组织架构与运营状况1.基金的组织架构目前，国际交流基金下设总务部、经理部、企划部、文化事业部、映像事业部、日语事业部、日本研究·知识交流部等七个部、青少年交流室、监查室等两个室、日中交流中心、日语考试中心、日美中心、亚洲中心、交流中心等五个中心、以及日语国际中心、关西国际中心、京都支部和分布在24个国家的25个海外事务所。从机构设置来看，基金作为一个组织，总务部、经理部、企划部、监查室等是日常运营所必需的部门，其余的各部门则是对应于基金的实际工作而设置的业务部门。从基金所设置的各业务部门来看，既有完成一项或多项具体工作的部门，也有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部门。总体上看，海外日语教育是基金的工作重点，日语事业部、日语考试中心、日语国际中心、关西国际中心都是具体承担这项工作的业务部门。同时，基金将美国、中国和亚洲作为其开展文化交流的主要地区，因此在本部专门设置了日美中心、日中交流中心和亚洲中心。这一倾向既符合基金的创设目的，也与外务省的外交工作重心保持一致。2.基金的运营状况国际交流基金的运营经费包括政府拨款、资产收益、民间捐赠①与政府拨款相比，来自民间的捐赠收入波动更大。捐赠收入最多的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正值日本的泡沫经济达到鼎盛之时，企业和个人对公益事业资助较多。1991年是捐赠收入最多的一年，达到90.2亿日元。但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停滞期，捐赠收入迅速减少，2015年捐赠收入仅为3.19亿日元。、委托收入、其它收入等。其中，政府拨款和资产收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在基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一般都超过80%②虽然该比例在2017年降至73.9%，但这主要是由于2014年以后日本政府每年向基金拨付金额可观的“亚洲文化交流强化事业费”。因此，从总金额来看，基金的收入在近年是呈上升趋势的，2017年达214.81亿日元。。如图1所示，1972年至2017年间，上述两项收入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从正式成立至本世纪初，基金的收入基本呈上升趋势，但在法人化改革以后，收入有所减少，近年又出现了一定的回升。具体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基金收入中，资产收入占比最大，但从80年代末开始来自政府的补助金（现为“运营费交付金”）成为基金的最大财源。基金的资产收入主要是来自于购买国债、地方债等的收益，但在90年代以后日本国债等的利率大幅下降，因此资产收益在1991年达到最高的68亿1959万日元以后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与此相对，政府的补助金到本世纪初为止，基本上保持上升的态势。但是，2003年基金成为独立行政法人以后，政府拨付的运营费交付金逐年减少，2014年降至124.4亿日元，仅为2000年的75.0%。另一方面，国际交流基金的经费支出包括文化艺术交流事业费、海外日语事业费、海外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事业费、调查研究·信息提供等事业费等七个项目。如图2所示，作为基金日常业务的三大支柱，2015年文化艺术交流事业费、海外日语事业费、海外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事业费三项经费开支共占总开支的56.2%。其中，仅海外日语事业费一项就占总开支的26.8%。根据历年的统计数据，在所有开支项目中，海外日语事业费所占比例长期居于首位。由此可见，对于国际交流基金来说，在海外推广日语教育是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从各年度预算来看，虽然基金的预算总额在进入本世纪后陷入停滞，甚至下滑的状态，但对海外日语教育的投入却有增无减。2005年度预算中海外日语事业费为36.0亿日元，而2015年度预算中该项费用增至59.43亿日元。除此之外，亚洲文化交流强化事业费中，用于东南亚各国日语教育的经费也占较大比例，基金对海外日语推广工作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图1：国际交流基金的主要收入状况(单位:百万日元)数据来源:①国际交流基金预算及定员的推移、《国際交流基金30年のあゆみ》、2006年，308页。②国际交流基金预算额（平成17～26年度）、图2：国际交流基金的支出结构（2015年）（单位：百万日元）数据来源：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平成27年度业务实绩评价、二、面向海外的日语教育活动作为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国际交流基金的日语教育活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含多方面的内容，由多个部门协同完成。在此，将对海外日语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探讨，随后考察日语国际中心等国内机构和海外据点在日语教育活动中的实际分工。（一）海外日语教育活动的内容与形式1.日语教育活动的理念与模式作为外国的文化交流机构，国际交流基金所开展的日语教育活动必然会受到所在国（地区）各种法律和制度的限制。与一般的民间组织相比，基金所具有的官方背景为其活动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能够通过官方途径获得所在国（地区）政府及当地日语教育机构的信任和支持。但与此同时，基金的半官方性质也是一把双刃剑，很可能会引发对方的一些疑虑，甚至被认为是日本政府有组织的“文化侵略”（椎名和男，1991：12）。基于此，基金根据自身的组织特性，扬长避短，在海外日语推广活动中采用了“现地主导”的形式。所谓的“现地主导”包括尊重各国的主导性和日语教育的本土化这两个方面（岛津拓，2010:58-59）。根据“现地主导”的理念，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主要包括派遣日语教育专家赴高校等日语教学单位讲学，提供师资培训，资助日语教学研讨会和教材开发，赠送日语教育类书籍等内容。不同于我国的孔子学院，国际交流基金并不举办直接面向社会的日语学校或者培训机构，而是主要采取间接和辅助的形式支持各国（地区）的日语教育，以期逐步提升日语教学的质与量，最终实现日语教育的本土化。与其它国家的海外语言推广工作相比，基金在海外开展日语教育活动时一直采用较为谨慎的做法。基金在各种场合都极力回避“本国利益”的说法，而总以向当地的“日语热”提供“支援”的态度自居，这可能是考虑到日本曾经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在东亚各国民众中所留下的负面影响（市濑俊介，2012:61）。但另一方面，基金所采取的教学模式也具有其独特的优点，既能够节约成本，又减少了大量事务性工作，还能避免办学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基金在创立之初就把派遣日语教育专家视作日语普及的一项重点工作（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2016：122）。基金每年在日本国内招聘日语专家，派往世界各地的海外据点或大学从事日语教学指导工作或直接教学工作。基金对日语专家的选聘设置了较高的要求，将专家分为高级专家、专家、日语指导助手等三类，高级专家和专家都要求应聘者具有日语教育硕士以上的学历。根据日语教育专家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讲授型”，另一类是“顾问型”（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2016：125）。如图3所示，两类专家在派驻机构、工作内容、工作对象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直接讲授型”专家是被派驻在大学或文化机构，以日语教学为主要职责，其授课对象是日语学习者。“顾问型”专家则是被派驻在基金的海外事务所等机构，以师资培训、协调日语教学工作及提供有关教学咨询服务为主要工作，服务对象多为当地的日语教师。随着各国的本土日语教师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提升，原先的“直接讲授型”专家逐渐被“顾问型”专家取代，1997年前者为82人，后者仅有17人，但2002年前者降至35人，后者增至40人。基金在日语教育专家派遣方面，所遵循的理念是尽量减少承担具体教学工作，将工作重心转向师资培训和教学指导。表1：日语教育派遣专家的分类与工作内容资料来源：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国際交流基金30年のあゆみ》、125页。派驻机构 工作内容 工作对象顾问型 教育部、海外日语中心、基金海外事务所、日本中心等教师研修、协助教材与教学计划的制作、调查、学校访问、帮助构建教师间的交流网络等当地教师、有时举办公开示范课直接讲授型 大学、文化团体等 授课、制作教材和教学计划、指导当地教师等中小学生、大学生、社会人员、有时为当地教师除派遣日语教育专家外，基金自成立伊始就开展了以海外日语教育机构为对象的资助活动。资助活动在起步时包括“海外日语讲座资助”、“海外日语演讲大赛资助”两项，前者以促进海外日语教育机构在财政上的“自立”为目的，后者以鼓励海外日语学习者继续学习日语为目的（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2016：126）。2000年以后，又进一步增加了“海外日语教育网络形成资助”、“海外日语教育NGO资助”两项（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2016：126）。前者主要资助海外的日语教育研究会、日语教师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以及日语教师研究会和讨论会等，以推动形成日语教育相关人士之间的网络为目的。后者主要资助日本国内的NGO和NPO组织以支持海外日语教育为目的而开展的活动，目的是为了推动上述组织参与海外日语教育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基金在推动日语国际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各国学校教育阶段，特别是中小学阶段的日语教育。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将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导入高中教育体系。对此，基金在日语师资的培养、教材的开发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国际交流基金，2018）。从1990年开始，基金陆续向韩国、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开设日语课程的中小学派遣过不同批次的青年日语教师。近年，在美国部分州因财政等原因试图缩小或裁撤中学阶段日语课程时，基金增加了对当地日语教师的工资补助，并通过对教育委员会负责人开展劝说工作，最终保持了原有的日语课程。（国际交流基金，2016）2015年，针对英国计划在大学入学资格考试中取消日语科目的改革方案，基金通过对相关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施压，以及开展舆论攻势等方法，最终阻止了该计划的通过（国际交流基金，2016）。在基金的努力下，多年来国外日语学习者中，中小学阶段的学生一直维持在半数以上，2015年该数值达到51.6%（国际交流基金，2016）。在基金重点推广日语教育的东南亚地区，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仅有柬埔寨等三国未将日语列为中等教育阶段的正式科目（国际交流基金，2018）。2.日语教育政策的转换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政策在2005年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传统的“支援”转为积极的“推动”，并与此相应开始着手制订“JF日语教育标准”（日高史也，2006:51）。基金将“JF日语教育标准”的目的定位为以“为了相互理解的日语”为目标并使之形成体系，同时对与之配套的日语能力考试进行了改革，推动其达到国际标准。基金为了实现标准化的目标，正在推进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法的完善和研究工作。此外，基金也考虑通过自主管理、共同管理、加盟等形式举办学校和讲座（国际交流基金，2018）。与过去因地制宜、各自为政的做法不同，制订统一的日语教育标准有助于提高海外日语教育的整体质量，缩小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日语教育标准的实际应用和推广，基金也能够在海外日语教育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规范各国各地区的日语教学。有学者认为，国际交流基金之所以改变日语教育政策，独立行政法人化以后为了显示自身的价值，获得更多的预算等也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市濑俊介，2012:72）。2014年以后，基金在海外日语推广方面加大了力度。基金派往海外的日语教学专家人数在2017年上升到140人（国际交流基金，2018），与法人化之前2002年的75人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海外日语教育机构的支援项目也从2012年至2015年间的平均226项增加到2017年的568项（国际交流基金，2018）。基金之所以加强海外日语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接政府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安倍政府于2013年1月发表了旨在强化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对东盟外交五原则”，随后在同年12月公布了新的亚洲文化交流政策，并将其命名为“文化的WA（和、环、轮）项目——相互理解的亚洲”，强调推进日本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双向式文化交流。在该项新政策中，日语学习援助事业被确定为两大支柱之一。作为主要的政策执行者，基金下属的亚洲中心负责各项具体工作。按计划，日本政府将在2014年至2020年之间的七年内向“文化的WA项目”投入300亿日元，而其中的三分之二，约200亿日元将划拨给亚洲中心，因此基金用于海外日语教育活动的预算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国际交流基金，2018）。在该项目中，基金将建立完善日语教育和学习的根基定为工作重心，主要内容包括专家派遣、教师进修、教材编写等。为了推进日语学习援助事业，基金开启了“日语伙伴派遣事业”，计划在七年中从国内派遣三千名志愿者前往东南亚各国协助日语教育。志愿者的具体任务被规定为协助当地日语教师授课、协助编写日语教材、帮助学生练习日语等。虽然近年来基金开始采用较为积极的日语教育政策，但仍然刻意回避着“本国利益”的提法，而是用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来解释海外日语推广活动的目的，具体活动也多采用辅助的形式进行。为了实现“为了相互理解的日语”这一目标，基金提出了“日语人”这一崭新的概念。所谓的“日语人”是指超越国籍和民族的日语使用者，其中既包括以日语为母语的人，也包括非母语的人。前者利用日语向世界宣传日本文化，后者则利用日语向日本宣传本国文化（国际交流基金，2018）。 “日语伙伴派遣事业”所派遣的志愿者按规定不能直接担任日语教师的工作，同时还被要求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从而实现所谓的“双向式文化交流”。由此可见，基金在对政策进行调整时，并未放弃传统的“支援”理念，而是将其与“推动”进行了结合。基金一方面强调统一的教学标准，另一方面又尊重各国日语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使标准化和本土化同时并存。因此可以认为，基金依然延续着海外日语教育活动的传统模式，虽然根据政府及自身的需求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其前后政策之间仍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二）国内机构和海外事务所的日语教育活动1.国内机构的日语教育活动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采取了国内外机构相结合的形式，除了在海外开展的日语教育活动外，每年还接收大批国外日语教师、学生和其他日语学习者赴日进修。这一任务主要由基金下属的日语国际中心和关西国际中心承担。日语国际中心和关西国际中心分别设置于1989年和1997年，两个机构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从职能上看，日语国际中心所开展的研修活动主要是以提高日语教师的教学能力为目的，而关西国际中心则面向特定对象开展日语教学。日语国际中心的主要负责接收来自世界各国的日语教师赴日进修，每年接受约500名日语教师。此外，日语国际中心也将日语教材的开发作为主要工作之一，先后编写出版了多种语言的《基础日语学习辞典》和《日语初步》、《阿杨在日本》等教材。从2013年开始，日语国际中心编写出版了《完全篇日本的语言与文化》系列教材，该套教材从“入门”到“中级2”，共分为六册。到2017年，该教材已经在53个国家和地区，共计销售了约6.7万部（国际交流基金，2018）。在自主编写日语教材的同时，基金还为国外日语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日语教材编写工作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日语国际中心在1991年开始设立日语教育特别研究员项目，邀请各国日语教师赴日工作一定时间，会同日方专家一起编写适用于不同国家的日语教材。原则上每个出版项目接收一至二位特别研究员赴日工作，到2002年的10多年间已先后有来自30个国家的137批特别研究员来到日语国际中心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2016：139）。2001年，以培养能够在海外日语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人才为目的，日语国际中心与国立国语研究所、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合作，增设了日语教育指导者培养项目。该项目学习时间为1年，主要招收国外的年轻教师和骨干教师，向合格者授予日语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关西国际中心主要承担专门用途日语研修和海外日语学习优秀者访日研修，长期开展以各国外交官、图书管理员、政府公务员、学者、研究生、媒体人等为对象的日语教学活动。此外，网络学习教材的开发和网络教学平台“港”等的管理也是该中心的主要工作之一。与在国外举办的主要讲授日语教学法的教师研修会不同，在日语国际中心和关西国际中心进行的研修项目中包括综合日语、日语教授法、日本概况、文化体验活动等，内容更为全面和丰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外日语教师的综合素养，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化，增进教师们对日语教学的兴趣。截至2015年，日语国际中心共接受过来自116个国家和地区的名日语教师，而关西国际中心共培训了来自各国的747名外交官和141名公务员（国际交流基金，2016）。受训者结束培训后大多活跃在各国的教育界、外交界和政府机关，为推动海外日语教育的发展，以及日本和各国的外交、交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日语国际中心和关西国际中心的日语教育活动来看，除海外日语教师、特殊日语使用人群的培训之外，基金非常重视日语教材的开发和网络教育的开展。这两项工作是基金援助海外日语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但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帮助基金树立在日语教育活动中的主导权，配合以日语教育标准的制订和推广为核心内容的政策转换。2.海外事务所的日语教育活动基金在各国所设的海外事务所（即日本文化中心或日本文化会馆）是常设机构，承担了海外日语教师培训的实际组织工作以及“JF日语网络”的建设工作等。目前，基金在24个国家共开设了25个海外事务所。其中，亚洲11个、欧洲7个、美洲5个、非洲和大洋洲各1个。从地区分布来看，开设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事务所共有10个，除文莱和新加坡以外，基金在日语学习者比较集中的东亚和东盟各国几乎都设有事务所。2018年2月基金在缅甸新设了事务所，其理由之一就是该国日语学习者迅速增加。由此可见，海外事务所与日语教育的发展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日语教育活动是海外事务所的主要工作之一。以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以下简称为“文化中心”）为例，该机构共有三名日语专家常驻，其中高级专家一名，专家一名。从工作内容上看，基金所派遣的上述日语教育专家都属于“顾问型”专家。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协助下，文化中心的日语教育专家和中国本土的日语教育专家通力合作，每年举办全国大学日语教师研修会、全国中学日语教师研修会、日语教育学实践研修会、高中生实践与日语教师研修项目等日语教学研修会。此外，2011年以后文化中心还派遣日语教育专家在中国各地举办地区巡讲日语教师研修会，巡讲的目的在于提高各地区日语教师的教学能力，并推动各地区的教师形成相互交流的网络。2016年文化中心在济南、昆明、广州等地举办了7次巡讲，共有来自99所教学单位的316名日语教师参加研修活动。2016年和2017年，文化中心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连续举办了两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日语教育学”国际研讨会，引导参会者学习并思考教学实践的设计、实施和研究方法。此外，文化中心还每年从各地选派大学和中学日语教师各20名，前往基金的日语国际中心参加为期两个月的研修。（北京日本文化中心，2018）文化中心所组织的各项研修活动大多以中国各地的大学和中学日语教师为对象，研修的目的并非提高其日语能力，而是提高日语教学能力。三、海外日语教育的辅助项目及其实施状况除了教学活动外，为了能够在海外更好地推广日语，国际交流基金还开展了多项辅助性工作。其中，日语能力考试和海外日语教育状况调查是最重要的两项常规工作。（一）日语能力考试的实施方法为了客观地评价日语学习效果，提高学习积极性，同时也为了全面判断学习者的实际日语能力，需要对日语学习者进行客观的测试。目前针对外国人日语学习者的日语能力所进行的各种测试中，由国际交流基金与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共同举办的日语能力考试（JLPT）最具权威。日语能力考试开始于1984年，是面向母语非日语的学习者开设的日语水平认定考试，目前共分为五个等级。该考试每年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各国（地区）同时举行，日本国内的考试由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承担，国外的考试则由基金负责实施。①台湾地区的日语能力测试委托公益财团法人日台交流协会举办。对于日语在海外的推广来说，日语能力考试的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能力考试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考生的日语水平，帮助教师和学生规划将来的教学和学习方案；其次，能力考试的存在也为学生提供了不断提高自身日语能力的动力；第三，通过对能力考试结果进行汇总，基金能够了解各国日语教育的实际水平以及日语国际化的进展状况，为制订下一步规划提供客观依据。由此可见，日语能力考试是推动日语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基金主导的日语能力考试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考试结果受到了日本政府在政策层面上的认可，同时也被社会各界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活用。例如，能力考试的结果能够带来入境时的优待加分，一级考试合格者加15分，二级考试合格者加10分；日语一级合格证书被确定为参加医师等国家资格考试时的必备条件之一（日语能力考试，2018）。此外，多数高校的研究生院在录取留学生时也要求学生具备日语能力考试一级证书。海外的日资企业也经常将当地员工所取得的日语能力考试等级证书，用作确定其薪酬待遇时的一项依据。可以说，基金通过日语能力考试间接地推动着海外日语教育的发展。此外，日语能力考试是日语学习者自由报名参加，基金提供测试服务，在形式上仍然是对海外日语学习者的一种“支援”，与基金海外日语教育活动的理念保持一致。同时，对于基金来说，考试的报名费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2017年，日语能力考试收支相抵，基金的收益约为2.25亿日元（国际交流基金，2018）。由此可见，日语能力考试对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配套性工作。（二）海外日语教育状况调查在对海外日语教育进行规划时，各国各地区日语教育状况的相关信息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国际交流基金也将定期实施的相关调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自1970年以后，截至2015年主要的日语教育机构调查共进行了13次，除了外务省在1970年和1988-1989年进行过两次调查之外，其余11次都是由国际交流基金负责实施的。调查的目的在于把握日语教育的现状，向有关研究者、日语相关机构、国际交流团体提供所需的资料，同时也为日语教育机构、团体的信息交换、交流互动提供参考资料（国际交流基金，2013：1）。调查对象是国外从事日语教育的组织和外国政府设在日本国内的日语教育机构，调查对象遍及世界各地，以2012年调查为例，共向136个国家（地区）的个组织发放问卷，获得个组织的回复，回收率高达93.3%（国际交流基金，2013：2）。调查问卷主要通过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事务所、以及各国（地区）的日本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发放。此外，为了提高调查的效率，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会与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等组织合作，例如，中国的调查委托天津外国语大学，蒙古的调查委托给蒙古日语教师会等。在调查过程中，基金在充分了解各国（地区）通讯状况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电话等各种手段向日语教育机构发放调查问卷。此外，在同一国家也不限于采用一种方式发放问卷，往往根据该机构所在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调查方法并用的做法。从问卷的内容设计来看，海外日语教育状况调查主要包括教育机构的具体情况、学生的学习目的和日语教育上存在的问题等几个部分。关于教育机构，要求填写机构名称、具体部门名称、所在地、办学主体、机构属性、日语课程的性质、日语学习者人数、日语教师人数、是否授予学位及学位名称等。在回收调查问卷后，基金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并汇总出版报告书——《海外日语教育的现状》。基金所进行的调查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由于调查对象是各日语教育机构，填写人是机构工作人员，因此关于学生学习目的和日语教育的存在问题，调查结果所反映的是教育机构方面的看法，与学生的实际状况和意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这一调查方式也具有相对便于操作、能够节约大量成本等独特的优势。同时，海外日语教育状况调查所采取的形式也正反映出国际交流基金在海外开展日语教育活动时的基本方针。由于基金是向各国日语教育机构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而不是直接在当地举办日语教育，因此与直接调查学生的需求相比，了解当地日语教育机构的意见更为重要。四、结论国际交流基金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日语的国际化为目标，致力于在海外开展日语教育，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基金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因此在海外开展日语教育时，会受到来自日本政府、当地政府以及民间的一些限制，其选择空间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法人化以后，基金所获得的政府经常性拨款大量减少，而且每年还要接受政府的评估，这些都会对基金在海外进一步拓展日语教育形成掣肘。很显然，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是其自身性质和外部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路径依赖和经费短缺是最为重要的两大影响因素。在自身经费受到限制，对象国和地区抱有疑虑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高效地在海外推进本国语言的教育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国际交流基金在海外日语推广活动中的以下这些做法为我国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首先，基金长期以来奉行“现地主导”理念，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参与日语教学，而是通过师资培训来提高各国各地区日语教师的职业素养，帮助其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从而提升日语教学的数量和质量。这一方式具有其明显的优点。首先，派遣日语教育专家，集中培训师资的方式相对而言成本低、效率高；其次，不直接在海外办学，以提供帮助的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有利于打消各国政府和民间的疑虑，使之更好地配合基金开展工作。其次，近年来，在法人化和政府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活动正在由“支援”模式向“推动”模式转化，但在海外的教学实践中仍采取辅助的形式。基金在开展具体工作时，并未一味地强调主导权，而是通过制订日语教育标准、推广统一教材和网络教学平台等方式，间接地提高自身的发言权。同时，在日语教学过程中依然表现出尊重当地教育机构和教师主导地位的姿态，积极帮助编写适合于当地的日语教材，并通过提供多种形式的辅助性支援活动，来推动日语教育的本土化。再次，国际交流基金在推进日语教育活动的同时，也通过日语能力考试和海外日语教育状况调查等方式，对日语教学的成果和现状进行较科学的检测和分析。这些辅助性的工作既能够为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提高和改进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也能够帮助政府对基金的海外日语推广工作的成效进行评估，因此对于基金的海外日语推广活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基金注重将日语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努力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小学和中学教授日语，不但能够提高日语学习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在制度层面上使海外日语教学实现常态化和本土化，并进一步扩大日语的影响力，巩固日语学习的基础，推动日语的国际化。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交流基金在规划海外日语推广活动时，也参考借鉴了包括我国孔子学院在内的众多国外语言推广机构的经验。例如，“JF日语教育标准”的制订、“JF日语网络”的建设、“海外日语学习者500万人”计划等都是受到孔子学院的影响（岛津拓，2010：117）。同样，我国也应该参考借鉴国际交流基金的经验，制订科学实用的海外汉语推广政策，借助全球化进程，在国际舞台上弘扬中华文化。参考文献[1]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官网，[2] 程志燕，《国际交流基金与日本日语教育国际化及对我国汉语推广的启示》，《科教导刊》，2018年，第5期，第64-65、78页。[3] 岛津拓，《言語政策として“日本語の普及”はどうあったか》，ひつじ書房，2010年，第58-59、117页。[4] 董学峰、彭爽，《汉语国际推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58-62页。[5] 国际交流基金，《2018年度海外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結果(速報値)》，[6] 国际交流基金，《第3回“第1部：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の目的と理念”会議録》，[7] 国际交流基金，《海外の日本語教育の現状·2012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より》，2013年，第1-2页。[8] 国际交流基金，《平成27年度業務実績等報告書》，[9] 国际交流基金，《平成27年度業務実績評価》， [10] 国际交流基金，《平成29年度業務実績等報告書》，[11] 国际交流基金30年编纂室，《国際交流基金30年のあゆみ》，国际交流基金，2006年，第23、122、125、126、139、335页。[12]日高史也，《相互理解のための日本語：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の構築をめざして》，《遠近》，2006年，第12期，第51页。[13]日语能力考试官网，[14] 市濑俊介，《国際交流基金の日本語教育政策転換について》、《神戸国際大学紀要》，2012年，第82期，第61-73页。[15] 许慈惠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运作机制研究》，《国外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529-586页。[16] 朱猛，《国际交流基金与日语国际推广》，《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8期，第91-100页。[17] 椎名和男，《海外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外観》，上野千鹤子编：《講座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16·日本語教育の現状と課題》，明治书院，1991年，第12页。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网址: http://www.hwwzzz.cn/qikandaodu/2021/0126/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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